组织结构 成员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

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

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

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 团，如乾字门 团、巽字门 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 寡妇组成花灯照 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

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

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

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

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

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

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

《庚子记事》。

首领 阎书勤 1860—1900，冠县飞地梨园屯 今邢台市威县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赵三多 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而在此过程中殒命。

朱红灯 ？—1899，领导过平原起义，击败县令蒋楷，在森罗殿战斗中战败，后被捕处死。

林黑儿 ？—1900？，自称黄莲圣母，是红灯照的领导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终。

王立言 ？—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倪赞清 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 ？—1901，天津义和团首领。

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激战。

张德成 1846—1900，在独流镇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刘呈祥 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高家庄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景廷宾 1861-1902，直隶广宗人，1902年4月同赵三多等在巨鹿厦头寺领导起义，改旗号为扫清灭洋，7月失败被杀。

失败的根本原因：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

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清朝与国外联军剿杀。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纪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

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

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 《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 聂士成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

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

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

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

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

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

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 教案事件 同治元年 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教案事曾派员到民间密访，问起民众为什么要与教士拼命，民众回答说：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

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

由于民受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

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打仗吗？民众回答说：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横竖总是死。

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

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

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

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

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

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

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亲王奕䜣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

……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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