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商鞅那个时代,我相信商鞅是坚决不会背重农抑商的这口锅。
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发明者并非商鞅,发扬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选择了一个重农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极致而已。
不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在周秦诸子之中仍相当普遍。
古人并非不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这是司马迁说的,更多是特指以末业为贫者之资,略近于今日所谓脱贫。
且其所言有男女的分工,最后半句是指女性,倚市门明显指谓鄙贱之事。
古人善用对偶表述,这里非常含蓄地暗指男性中的经商者类同于女性之倚门卖笑者;岂止是富而不尊,简直就是虽富却贱。
也就是说,贫寒者可以借末业致富,若立志要成为国家栋梁的,就不宜如此了。
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
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
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其实,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封闭式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的主体从远古开始便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
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这块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
在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夕,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
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经济,这是认识中国由氏族社会发展成国家的基点。
重农抑商的原因在于,限制人口流动!我们知道,商人必须流动才能获利,农业则守土重迁,且不说商人有钱后会形成力量,就是大量的相互流动,就能把各地的人串联在一起,这对中央政府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对地方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利。
在古代商业是属于无奈之举,工业革命后大量的商品产生才促进的商业文明。
大凡是国富民强的国家,都是不用跋涉经商,自给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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