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

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

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

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

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

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

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

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

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

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

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中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

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

《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

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

《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

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

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中国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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