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战争中,由于受到交通和媒介的制约,所以各种军事上的应对,通常都是滞后的。
比如说安史之乱,安禄山于11月9日起兵,他的老巢范阳被折腾得惊天动地,但两千多里之外的长安城却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6天后的11月15日,长安城才证实了安禄山起兵的消息。
唐玄宗此时的心情想必是极其恼怒,却也是极为不屑的。
恼怒可以理解:唐玄宗自以为和安禄山之间足够默契,所以对他一再迁就。
没想到安禄山居然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这让唐玄宗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
不屑同样可以理解:你安禄山凭借区区河北一地,就想与我大唐中央政府抗衡?我看你真是好日子过多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知道厉害! 唐玄宗有没有迅速战胜安禄山的自信呢?恐怕是有的,所以他派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坐镇太原,金吾大将军程千里坐镇潞州。
他们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安禄山无法夺取山西,进而威胁长安。
右羽林军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右金吾大将军程千里为上党郡长史,以讨安禄山。
唐玄宗又派卫尉张介然坐镇陈留,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坐镇洛阳,高仙芝坐镇陕郡。
他们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安禄山无法夺取河南,进而席卷中原。
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采访使。
壬申,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
丁丑,荣王琬为东讨元帅,高仙芝副之。
随后,唐玄宗任命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使,随时准备出兵。
九原郡太守郭子仪为朔方军节度副大使。
除此之外,西北各大军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大举东进。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唐玄宗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以少数精锐的西北军和中央禁军为骨干,组织大量的预备役,尽可能地把安禄山困在河北一隅之地。
只要这一目标达成,唐玄宗就可以从容调度,以大唐中央政府的雄厚实力为后盾,以大批西北边军为威胁,展开各种政治攻势。
从乐观角度估计,唐玄宗这几板斧砍下来,足以把安禄山砍得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
如果不开上帝视角,我们必须得说,唐玄宗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最为恰当的应对方式:既然我方实力强,那我就没必要和你玩什么神出鬼没的战术,只要堂堂正正地碾压即可。
河北全境此时虽然沦陷,唐玄宗也哀叹河北无忠臣,但他心里一定有数:只要安禄山的攻势受挫,河北内部必然会拨乱反正。
这也是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到任之后,频繁派人与颜杲卿联系的主要原因。
王承业必然得到了唐玄宗的某种授意,要求他攻心为上,尽可能策反安禄山任命的伪政府官员。
传统史书在说到安禄山起兵的相关历史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夸大他的实力。
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唐玄宗的应对措施,会发现安禄山并没有传统史书所写的那么强,否则唐玄宗绝对不敢玩这种四面出击、张袋捕鼠的招数。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虽说大唐中央政府看起来更强,可如果安禄山能够从唐玄宗布置的口袋阵中杀出来,对于大唐中央政府的声望打击会极大。
到那个时候,唐玄宗自信满满的布置反而更容易成为变数。
后来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封常清和高仙芝突然掉链子,让安禄山抓住了一个大奖。
按说,封常清可是西北军区的统帅级人物,由他坐镇洛阳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可就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后的第四天,洛阳就宣告沦陷,封常清仓皇逃窜,当他退到陕州之后,又劝说西北军区的另一统帅级人物高仙芝放弃陕州。
这样一来,安史叛军直接席卷中原,更一鼓作气打到了潼关脚下。
大唐中央政府有没有优势?有,而且很大。
可说一千道一万,你们所谓的优势,难道就是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丢掉整个河南吗? 按照这种情形来看,大唐中央政府更像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安禄山想统一天下恐怕用不了多少时间。
唐玄宗很郁闷,自己精心准备的口袋阵及其配套的政治攻势,现在全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当封常清向唐玄宗汇报前线战况时,正在气头上的唐玄宗根本就不见封常清的使者。
在唐玄宗看来,封常清和高仙芝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初,常清既败,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见。
正是由于封常清和高仙芝初战不利,致使河南全境沦陷,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大唐中央政府平叛的难度。
此时,大唐中央政府再想平叛,单靠阵容威吓与政治攻势肯定不行,必须与安史叛军硬桥硬马地打一场,否则不到二十天丢失河南全境的耻辱根本无法洗刷。
但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大唐中央政府而言,此时的局面虽然不利,却也谈不上有多恶劣。
是的,安史叛军的确打到了潼关脚下,但他们向西进攻的势头已被遏制住了。
此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政府军驻扎在潼关,依靠潼关天险与叛军打阵地战,虽不敢说稳胜,但保持不败拼消耗总是可以的。
当安禄山以河北一隅之地与大唐中央政府拼消耗时,他离失败就已经不远了。
此时的安史叛军虽然已经攻克河南全境,却无法有效控制,更无法大局扩张。
张巡在雍丘、许远在睢阳、来瑱在颖川、李祇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各地反抗势力同样风起云涌。
丙午,以瑱为颍川太守。
贼屡攻之,瑱前后破贼甚众,加本郡防御使,人谓之来嚼铁。
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
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
在这种背景下,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的西北军,也开始大举行动,并在山西战场一再大胜安史叛军。
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
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
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
随后,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进入河北,一再大败安史叛军。
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陉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馀万。
甲午,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思明大败。
数日,子仪、光弼议曰。
贼倦矣,可以出战。
壬午,战于嘉山,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馀人。
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
于是河北十馀郡皆杀贼守将而降。
就这样,在安禄山叛变不到五个月后,他站在洛阳举目四望,却发现四周全部是大唐的旗帜。
叛军所占据的地区就好像身处汪洋之中的几个小岛,随时可能被海水所吞没。
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随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按照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估算,只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就可以把安禄山的老巢范阳拿下,然后找机会活捉安禄山。
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
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
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绝望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要结束安史之乱是非常轻松的,唐玄宗也开始自鸣得意:虽然这个局最初被封常清和高仙芝这两个饭桶破坏得不成样子,但大唐毕竟实力强大,还是很快把平叛工作重新拉上日程。
可就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大唐中央政府又开始搞内讧了。
此时,哥舒翰率领二十万大军坐镇潼关,等战争结束之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可据说,太子此时已经与哥舒翰勾结在了一起。
勾结在一起之后呢?哥舒翰自然要帮太子除掉他那老迈的父皇。
在这种背景下,坊间传出惊天大新闻:哥舒翰准备率领二十万杀奔长安城,干掉宰相杨国忠,此所谓清君侧。
在即将收网的时候,却出现了这么一件事,于是安禄山死里逃生,抓住了第二个大奖。
由于相关历史主要是站在唐肃宗的角度所写,所以对于哥舒翰这种蠢蠢欲动的行为,史书总是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
可问题是,对于唐玄宗而言,此时的哥舒翰和安禄山似乎已经没有区别了:安禄山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哥舒翰同样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
只不过安禄山是自己想当皇帝,哥舒翰则希望迎立太子李亨当皇帝而已。
面对此情此景,唐玄宗一定在反复问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上策激进,自然就是唐玄宗后来的选择,那就是狂赌一把,与其坐等潼关守军和自己玩兵谏,还不如驱赶他们与叛军开战。
从理论上讲,这种玩法未必有多危险,因为二十万政府军面对几万叛军,无论输赢总能保证大体上不丢面子。
中策中庸,那就是按既定战略进行:安史叛军在西线和南线,叛军已寸步难前了;河北战场上,郭子仪和李光弼节节胜利,随时可以攻克叛军的老巢范阳,大败安禄山是指日可待。
从理论上讲,潼关守军未必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玩兵谏,但唐玄宗敢赌吗?不太敢。
下策,自然就是引咎辞职,让太子李亨提前上位。
这种选择,从理论上讲同样可行,但实际上无法操作。
因为唐玄宗身边的人,肯定都会纷纷劝阻他。
否则唐玄宗引咎辞职了,唐玄宗身边的人有几个能平稳着陆呢? 最后唐玄宗选择了上策,结果潼关守军丢人丢出了国际水平,二十万政府军被几万叛军打得灰飞烟灭。
面对此情此景,唐玄宗傻眼了。
如果潼关依然有二十万守军,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安史叛军无论如何狂轰滥炸,也注定是没有效果的。
可现在,二十万守军灰飞烟灭了,继续坚守长安城会是什么结果呢? 从理论上说,安史叛军同样很难攻克长安城,可问题是:哥舒翰的行为会带给唐玄宗极深的心理阴影。
在这种背景下,唐玄宗难免疑神疑鬼:我继续坚守长安城,难保不会再出现反骨仔,四周的勤王部队难免不会强势围观,我甚至有可能成为萧衍第二,被安禄山活捉! 如果唐玄宗想到了这一层,你说他怎么敢继续坚守长安城呢? 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唐玄宗之所以昏招不断,其根源都在于此。
为了避免成为萧衍第二,唐玄宗经过思考,终于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弃守长安城,向四川转进。
看到唐玄宗出此昏招,我难免会想起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最初,唐玄宗一味地重用安禄山,却非要搞出各种奇招怪式来调教安禄山,把人家弄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最终渔阳颦鼓动了起来。
后来,唐玄宗又因一时的失利,杀了西北军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可谓自毁长城。
随后,唐玄宗又担心哥舒翰会逼宫,于是强令他率领二十万军队主动向安史叛军发起进攻,致使潼关失守。
最后,又在没见到安史叛军的时候,不声不响地弃守长安城,上演了自己把自己吓死的一出好戏。
如果从权谋的角度来看,唐玄宗的应对都不能说有多大错误,可他一味地使用权术驭人,却忘记了一个国家或政权的立足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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