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几个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被一分为二。
周被分为西周和东周,汉被分为西汉和东汉,晋被分为西晋和东晋,宋被分为北宋和南宋。
其中,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的统治地域,称呼上的变化多因都城的东移。
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的统治地域则完全不同,基本上东晋只有西晋的半壁江山,南宋也只有北宋的江山半壁。
西晋王室南渡之后,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史称东晋——
西晋与东晋疆域变化示意图。
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宋王室同样也南渡后在江南建立了政权,却史称南宋——
西晋与东晋疆域变化示意图。
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既然同样是王室南渡,为什么东西两晋不以南北两晋为区分?宋代为何又发生了变化?
司马睿政权为何被称为东晋
这些叫法,多是后人为区分一个王朝的两个阶段而起,生活在东周的孔子只会称自己为周人,不会自称东周人,生活在西汉的司马迁只会称自己是汉人,也不会自称西汉人。
所以,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东晋、南宋之后的人要这么称呼这两个朝代。
永嘉元年(307)八王之乱后,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的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到建康(今江苏南京)。
南迁后,王导笼络江东大族名士拥戴司马睿。
随着衣冠南渡的北方世族及皇族日益增多,王导将这批人召集到一起,共同支持司马睿,江南诸州陆续归附。
建兴五年(317)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
南朝梁沈约编著的《宋书》(此宋是指宋齐梁陈的宋),首次提到了东晋。
书中在论述自古以来的礼乐变迁时,引用宋建平王刘宏的话: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
但此篇中正式称呼司马睿政权,是江左——至江左初立宗庙魏晋讫江左江左初江左弥重明江左不迎……
沈约编著的《宋书》
此篇除了以东晋江左来称呼司马睿政权,还以后晋来称呼: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
不过,东晋和后晋都是沈约引用别人的话,而江左却多是沈约自己说的。
沈约在另一篇文章中提道: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之后,无闻东晋。
这里的西朝是指西晋,而东晋则指司马睿政权。
时人对司马睿政权约定俗成的叫法,几乎都是江左。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只要提到东晋,一般都称江左。
宋齐梁陈这四个南方政权也都继承了东晋的衣钵,所以也自称为江左。
小说《琅琊榜》中的主角梅长苏人称江左梅郎,也是因为书中所处的架空朝代南梁,取材于南朝政权之一。
来源/电视剧《琅琊榜》剧照
唐宋时期,人们仍习惯以江左称呼南朝。
唐代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对沈约文中的西朝东晋做出解释: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
意思是,政权的前缀是西还是东,要看它定都在什么方位。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江南的概念,一般都说江东。
长江在中下游段呈现为西南-东北流向,处于长江东南的地方被统称为江东。
江东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
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
又例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后人一般都称其为东吴,而不叫南吴。
所以,东晋是继承了江东这个概念。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走向,南京位于长江东南岸。
底图/百度地图
结合东周和东汉来看,以国都的相对方位来称呼,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周、东周最早是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和洛阳这两个国都及其附近地区的代称,后来在《战国策》《史记》中,又专指周朝时期出现的两个小诸侯国。
第一次将西周、东周作为两周代称的,是西晋杜预注的《左传》: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
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
也就是说,东西的分界线主要在函谷关:东周定都在函谷关以东的洛阳地区,所以叫东周;而西周定都在长安,位于函谷关以西,所以叫西周。
西汉东汉的称呼也是最早见于沈约所编的《宋书》。
不过,东汉末年以来,人们还是习惯称两汉为前汉和后汉。
例如二十四史中,《汉书》又叫《前汉书》,记述的西汉历史;记述东汉历史的则叫《后汉书》。
之所以称两汉为西汉东汉,其理由也跟国都方位有关,西汉以长安为首都。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因长安屡遭战乱破坏等原因,定都于洛阳。
但为了彰显自己西汉宗室后裔的身份,便重新将以西汉都城的名称改回长安,以其为西京,而洛阳则是东京。
就这样,东汉有两个都城。
不过,东汉的政治中心一直在东京洛阳,所以后汉也就叫东汉了。
沈约在编著《宋书》时,沿用了杜预以国都方位给政权名称加前缀的模式。
西晋都城洛阳,虽然一直以为来被称为东京东都,但司马睿政权的首都建康却位于洛阳以东。
更何况,西晋在灭亡前的三年,曾定都长安。
公元313年,晋怀帝在平阳被刘渊之子刘聪毒杀,晋愍帝在长安匆匆继位,长安就此成为西晋国都。
所以,沈约才会首次将司马睿政权称为东晋。
但因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南方政权为江左,所以沈约在《宋书》中不由自主地继续多次称呼司马睿政权为江左。
明人所绘的晋元帝司马睿画像
后来,东晋之所以代替江左成为主流说法,是因为江左不但被用来称呼司马睿政权,还用来称呼了宋齐梁陈这几个南朝政权,容易给后人造成混乱。
所以,为了区分方便,后人逐渐用东晋来作为司马睿政权的专称。
其实,唐朝中间也曾有断裂,那就是武则天建立的周。
但为什么后世没有称呼周之前的唐为西唐,周之后的唐朝为东唐?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朝首都在周之前是长安,武则天时期虽然将都城迁到洛阳,但李显复位后,又把首都迁回长安。
既然一直在长安,就没有所谓国都方位变更的问题了,自然也就没有把唐朝分为两大阶段的必要。
南宋为何不被称为东宋
靖康二年(1127),金军南下,攻陷汴梁(今河南开封),掳走宋代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逃过了被掳走的命运。
同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
但金人步步紧逼的南侵让赵构不断南逃至临安府才终于安定下来。
此后,临安也成了南宋的都城。
汴梁地处东经113°北纬34°,临安地处东经118°北纬29°,无论是经度还是纬度,相差都是5°。
因此,两都的相对方位,既可以说是东西,也可以说是南北。
后人之所以认为汴梁和临安的相对方位是南北,而不是东西,跟中国古代空间以东西为分野转向以南北为分野的历史大变局有关。
商周时代的人们就认为自己位于天下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形成了南方为蛮、北方为狄、东方为夷、西方为戎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国的概念。
到西汉,关于中央与四方的政治观念日益完善:据有中央位置,象征着正统地位,如《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而在四夷中央的中国,则主要以函谷关为界,分为两大地域,即关西和关东或山东和山西。
西周时期,由于关西的渭水流域是周人兴起之地,所以由周王室直接统治;关东的广袤地域则交给各个诸侯国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关西成为秦国的核心统治区;关东则是其他诸侯国的地盘。
关西和关东,不仅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也不同。
引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姜鹏的一段话:汉有谚语‘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西地区民风勇健,有秦国遗风,盛产优秀的将领;关东地区文化发达,崇尚礼仪,以文治国的知识分子就比较多。
关西、关东的地域观念,使得秦汉时代人们的思维,更习惯于东西的地理观念,而对南北的地理观念尚未建立起来。
东晋建立后,北方长期被鲜卑贵族统治。
虽然鲜卑族在汉化上非常卖力,但跟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相比,其游牧民族的文化风格依然鲜明。
南北文化差异日益凸显,关东关西的文化差异则被逐渐削弱。
许纪霖教授就认为: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东西对峙深刻地镶嵌到南北关系之中,北方文化之中既有汉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汉文化。
胡汉文化经过魏晋南北朝、两宋辽金和元清三次大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之中已经难分彼此。
到了宋朝,江东的概念逐渐被江南代替。
江南的称呼早在《史记》《三国志》中就已出现,主要指长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南、江西一带。
而现在的苏南、浙江一带被时人习惯性称为江东。
唐贞观元年(627)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十个道,其中就有江南道。
江南道范围极广,治所在苏州,辖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贵州长江以南之地。
此后,江东、江左等词汇也逐渐不再为人所用,取而代之的是江南。
《唐十道图》来源/《历代地理执掌图》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中唐之后,北方历经战乱,中原残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北宋柳永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南宋陆游说:朝廷在故都(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
从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已经流传天下。
总结起来,秦汉以来,南方逐渐被纳入汉人的统治区,不再是化外之地。
随着汉人生存空间的扩大,南北问题不再是中国之外的问题,而是中国之内的问题,东西的地理观念被南北所超越。
到了宋朝,东南江南的概念已经代替江东,深入人心,并成为繁华的代名词。
南宋定都临安,代表宋朝不仅经济重心在南方,政治重心也转移到了南方。
所以,后人将赵构建立的政权称为南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南宋这个名词早已有之。
辽就称呼宋为南宋,这是因为辽在北,宋在南。
辽之后,金和元也这么称呼宋为南宋。
不过,辽金元称呼的南宋也包括当时的北宋,不是专指偏安一隅的赵构政权。
后人称赵构政权为南宋,跟此无关。
表面上看,东晋不叫南晋,南宋不叫东宋,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千年历史大变局。
上千年的岁月中,黄河与长江滋养下的中华民族逐渐交流融合,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西地理分野逐渐转为南北地理分野,南方也成为中华文明煦煦生辉之地,这里诞生了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十里秦淮的桨声灯影、苏州的园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仕女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
参考资料:
1、沈约《宋书》
2、陈寿《三国志》
3、邢义田《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4、罗志田《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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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飞
编辑: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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