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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明以黄帝时代为文明史的正式肇始标志，在清代中期之前，在中国历史学界从来没有争议。

如果采用黄帝纪年，则公元年为黄帝纪年4718年，公元2022年为黄帝纪年4719年。

中国的文史学者对黄帝所处的时代，是十分确定的，这本来不成为问题。

实证中华文明史

近代以来，因为按照西方一些学者制定的考古认定标准，中国出土的青铜器和文字实物不足以证明5000年的文明历史，造成中国学者对黄帝时代乃至夏朝的存在也符合西方标准而产生怀疑，而浑然不顾中国文明的认定标准与近代西方学者的标准可以有区别。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

红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

因为这一研究成果，复旦大学人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教授李辉还应邀在联合国总部发表了演讲。

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特别是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和仰韶遗址、二里头遗址等挖掘研究，越来越丰富的考古成果已经可以证明，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连绵不绝，疑古学派越来越站不住脚，以《史记》为代表的权威史书记载越来越被证明其真实可靠。

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可以非常有把握地宣布：中华文明不仅货真价实地有5000多年的实证历史，而且很可能有可以往前推到8000至10000年的文明历史。

以良渚文化的挖掘为例，在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文明在长江流域崛起。

这里拥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和陶器，发现了宫城等结构。

尤其是城外多条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说明良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或者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良渚古城遗址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代表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

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考古学界一致认可，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已经被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采纳。

仰韶文化，距今7000至5000年。

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河南巩义河洛镇发现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双槐树遗址。

这处遗址发现了三重环壕、瓮城结构的双重围墙、大型中心居址以及北斗九星遗迹等，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等专家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并认为这里可能是黄帝时期的都邑。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2年5月27日，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5000年前的文明图景，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和深度研究，已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定，也证明了中国历史文化记录的高度可靠性。

如何看待前人创制

人类文明已经是一个既成的存在，如何看待，全凭后来人的眼光。

当代人在观察和分析前人的文明创制时，一般都会遇到几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中国社会如何分期？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参照西方的标准，将中国传统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个阶段。

其实，这不应当是唯一的社会阶段划分标准。

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信息文明时代（或后工业文明时代）来划分中国社会阶段，也是可以参照的一个标准。

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拟参照这样的标准来描述中国文明的分期，这样既方便区分文明的发展阶段，又利于与其他文明体相互对照比较。

莫里斯在《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莫里斯认为，人类必须获得物质能量才能生存下去，而且获得的能量较多才能繁荣，才能发展起精致甚至奢华的文化。

他以人类历史上获取物质能量的三种方式来划分社会阶段，即采集者、农夫、化石燃料使用者，以此对应三种社会形态。

推而广之，当前人类正在大规模使用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化石燃料的作用正在下降，可以据此认为人类已经迈入信息文明的门槛，人类在后工业社会中，新的能量获取方式正在不断被创造出来，信息技术正在革新人类交往的方式，使得文化的扩展成本大幅降低。

文明力的本质就是人类协作能力的不断提升。

以人类协作能力和规模来对文明进行分期，也可以将人类文明分为原始采集狩猎文明、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集合而成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几个阶段。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文明从黄帝时代开始，就已经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从清末开始，工业文明在中国逐渐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显著加快，并于21世纪初期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从工业总产值来衡量）。

同时，信息文明正在席卷全球，中国赶上了信息文明的快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信息文明社会，当然，这一新的文明形态正在急速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

第二个难题，当代人该如何看待前人的成败得失？意大利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大概是历史学中最容易被后人误解的一句话了。

克罗齐说出这个观点，正是因为当时欧洲史学家流传一个观点——历史学是客观的，唯一的，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没有其他答案。

克罗齐生活的时代，正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先后在欧洲崛起，尤其是以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使得历史学开始出现了一种背离人性的倾向。

正是在这一思潮下，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并有力地反驳了以上的倾向。

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偏颇不全面的，但不容否认，他着力维护后人解释历史的自主权，这值得后人批判地借鉴与吸收。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历史的过程具有客观性，过去的历史是后人无法改变的，对其进程的描述也应当尽量客观求实。

但后人在看待前人创造的历史时，很容易变成事后诸葛亮。

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评价前人，浑然不顾前人本身就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

就像后人未来会评价当代人——为什么不顾死活非要破坏环境荼毒生灵？为什么就爱护地球家园迟迟无法达成一致？为什么要进行毫无意义又耗费巨大的核军备竞赛？为什么粮食生产明明有余却让数亿人陷入饥馑？

我们应当做出这样的假定：前人在他们当时的时空中，与今人一样，也是要生存要发展的，也是要让文明繁衍生息的，也是追求物质能量最大化的，也希望过得和平安宁和健康，也同样希望降低交往成本、实现精神提升。

概而言之，人类的遗传禀赋、体力水平、智力水平和理性认知能力，在这5000年内，并无太大变化。

换而言之，即使是现代人穿越回古代社会，也不一定能改变当时人的困境。

所以，既要承认前人与今人一样，都有历史局限性，都受历史客观条件的约束，所作所为均是历史不自由的产物，又要承认由于今人主观认识的局限性，解读前人很难设身处地地替前人思考，因而在理解前人时，今人需要多一些谦逊、多一些宽容，也多一份同情。

钱穆先生要求阅读《国史大纲》的读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信念，比如：①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②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

③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

检视前人的文明成果，应该躬身入局，将前人理解成理性人，其重大失误更可能是无可奈何或无力为之，其重大成果则是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的传承开创，是在历史允许条件下的主动作为。

质疑前人，一定要非常小心才是。

文明为善性

第三个难题，文明有无优劣之分？文明本身具有善性，是为增进人类福祉而产生的。

所谓的将文明分为三六九等，自视为高级文明而鄙视其他文明，本身就是不文明的表现，也是文明观中个别人为了给别人洗脑而灌输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明观并不相容，也不是正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应当持有的观念。

正是珍视文明的价值，为了人类文明有一个可预期、更美好的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世界需要系统总结文明的经验，文明的发展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共同成果，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共同基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群，都创造出了璀璨的文明成果，积累了宝贵的文明经验。

在中国，以华夏民族为主干，融合区域内各民族和各种群，共同创造出了一个体量巨大、绵延悠久、屡仆屡起且特色鲜明、特质稳定的文明共同体，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

因为其规模大、辐射广、历时长，且在各个时期均有非凡的建树，所以，其积累的文明经验之总量，是其他文明体难以比拟的。

此种文明生存、繁衍、发展和应对重大危机经验之丰富，亦是其他文明难以比拟的。

对这一极为古老又极为青春的巨大规模文明体，将其兴盛的经验、复兴之路数以及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全面总结归纳，正是21世纪当下人类社会之刚需。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在距今1万年的时候，地球出现了一个温暖时期，在亚欧大陆上，各大原生农业文明均在此时出现。

在黄帝出场之前，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已处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对农业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已经诞生。

如燧人氏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式，有巢氏发明了定居用的房屋建造术，伏羲氏（庖牺氏）始作八卦，又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

神农氏既是农业开创者，也是医药发明家。

在黄帝之前，中华文明犹如满天星斗，众多方国已经蔚为大观。

此时的中华文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黄帝不应被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奠基者。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中，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看成帝王的杰出代表，这是非常正确而恰当的。

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从原始社会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代文明社会，全世界只有6个：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和古代中国。

后来延续下来的第一代文明只有古代中国文明。

第二代文明社会中产生了叙利亚文明、古希腊和地中海文明、古印度文明，还有中国文明等。

连续发展并绵延至今的，只有中国文明与古印度文明。

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几大文明板块，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等，主要是第三代文明的产物。

这其中，中国文明长期占据了最大的分量。

实际上，早期中国从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转型，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完成。

文扬在《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描述那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景象时，恰当地指出：5000多年前，一个多元一体的巨大丛体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土地范围内同时发生，并启动了中华文明的总进程。

换句话说，黄帝建立的政权，应当被看作一个国家级政权，而不是部落联盟。

黄帝对国家政权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后世百代帝王的终极偶像，黄帝在政权的开创建设方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1黄帝顺应文明壮大统一的需要，通过军事手段，平息了部落纷争，初步统一了政权。

这里边，黄帝分两步走，先征服了炎帝部落，使得诸侯均集合到黄帝的旗下。

接着，黄帝率领诸侯讨伐蚩尤，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

自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基本上统合了华夏内的各方国和部落势力，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权系统。

2黄帝建立了官僚体制，以正规的官职治理国家，不再实行部落社会的长老制。

3黄帝创造国家武装力量，精练武备，保卫家国安宁。

4黄帝对社会民生改善有诸多重大创造发明。

轩辕的原意是车驾，从词面上推演，黄帝所在的轩辕部落大约是擅长车驾技术的。

所以，黄帝与炎帝一道，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始祖，是实至名归，为中华文明的高起点发展，确立了一个水准很高的平台。

中华文明奠基于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等先祖开出的高台之上，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幸运，也是这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光荣。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13.

文扬.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2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吴象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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