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比如东汉灵帝以开店售卖为乐趣,甚至在宫廷内还开设了贸易市场,据说他最赚钱的买卖就是卖官,大官小官都有明码标价,而且还可以分期付款。
再就是财政紧张的时候,国用部族,就比如明末时期的崇祯年间,朝廷发兵征剿李自成、张献忠,抵御后金入侵。
因国库空虚饷银无着,崇祯皇帝甚至开口向皇亲国戚化缘。
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最会敛财的皇帝。
在汉武帝推行的各项财政新政中,算缗和告缗是最见成效的措施之一。
尤其是汉元鼎三年 前114年告缗令下之后,西汉朝廷财政紧张的局面迅速得到缓解,帝国的对外对内政策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那么,为西汉王朝聚敛了亿万财富的算缗和告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所谓算,也称算赋,本是中央政府向成人征收的人头税,秦时已实行。
楚汉相争之际,天下动荡,租税不给。
为了增加中央财力,汉王四年 前203年,刘邦下令凡年15—56岁的青壮年出赋钱,每人一年120钱为一算,算赋遂成为定制。
到了汉武一朝,又增加了口赋,规定3—14岁的未成年人 一说7岁起征,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23钱。
算口赋虽然绝对值不高,但纳税基数庞大,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汉兴七十余年,尤其是文景两朝,由于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养民政策,汉王朝国力迅速得到增强。
为汉武帝的内外政策打下了经济基础。
然而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再多的钱也经不起他这样折腾。
到了汉元狩年间 刘彻即位二十年左右,朝廷已是捉襟见肘,国库空虚,连少府 掌管皇家财政的机构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自古以来,社会财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故姜氏齐国处水陆要道,得以发达的工商业率先称霸诸侯。
先秦的内陆国家 如秦国,大都重农抑商,且有具体的抑商政策。
但是商人虽然没有社会地位,在在经济上却非常富足。
西汉名臣晁错《论贵粟疏》言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因为富足,他们往往和地方官、贵族豪强们勾结起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之财,导致社会危机加剧。
当时的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要向国家缴纳田租 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算口赋、军赋 主要是劳役,可榨取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
宗室贵族属于特权阶层,虽有酎金、皮币诸律,对国家财政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
能够开源的,只有富裕而又吝啬无比 史书载其终不肯佐县官的商人了。
于是在张汤 狱吏子、东郭咸阳 盐商、孔仅 冶铁尚、桑弘羊 商人子等人的参与和推动下,汉王朝开始了针对商人的财税改革。
当时法律规定,商人经商要缴纳市税 这是很古老的税种,主父偃曾言: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
全国市税,当不是小数。
但是许多商人并没有市籍 无照经营,当然不交税,多数手工业者又不入市交易,市税自然收不上来。
汉元狩四年 前119年,汉王朝对匈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也就是这一年,朝廷颁布缗钱令,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资产和商品课税 缗为货币和计税单位。
1缗为1贯,即1000钱,1算为120钱。
缗钱令主要内容包括:一、商人及手工业者自占 自己占算,当时应有规范的自占标准财产和商品的价值,每二千钱抽税一算 相当于6%的税率。
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千钱,抽税一算 3%;二、对平民有軺车 轻便的马车者 多为比较富裕的平民,每辆车抽税一算。
对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
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三、对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者者 匿不自占,占不悉,没收其财产,并罚戍边一年。
凡告发者 称告缗奖励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四、商人及其家属不得拥有土地 防止商人通过名田的方式变换身份,逃避征税,违者没收土地和全部财产。
缗钱令执行的并不顺利。
首先,它遭到了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对。
客观来讲,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掌握商人的真实财产情况,没有强硬的手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纳税人必然要想方设法 如隐匿资产、贿赂税务官等规避税收征管。
其次,新法受到来自官方的消极抵制。
以大农令颜异、右内史义纵为首的官僚阶层,对财经新政似乎并不买账。
执法严酷的右内史义纵认为这是扰乱民心,将告缗事务大臣杨可派往地方监督新政执行情况的使者抓起来,公开对抗缗钱令。
为保证皮币、算缗、告缗等新政的贯彻执行,汉元狩六年,汉武帝下令诛杀了颜异和义纵,同时派出大量官员深入郡县处理算缗、告缗事务。
尤其是桑弘羊升任大农令之后,告缗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有了政府的坚强后盾,算缗、告缗始得以全面推行。
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人都出身商家,来自社会底层,做事情讲究实用、干练,不搞冠冕堂皇。
告缗相当于算缗的罚则,对企图偷税漏税的商人无异于致命一击。
将偷税者一半家产用于奖励告发者,给老百姓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捷径。
于是,一时间告缗遍天下,富商大贾、中产阶级差不多都成了被告。
告缗的结果,得民财富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
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汉书.食货志》。
朝廷不仅没收了数目庞大的缗钱、财产,还得到大量土地、劳动力,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
应该说,算缗是汉王朝在财政紧张状况下推出的权宜之计。
算缗、告缗抑制了商贾势力,却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
如财产税导致人们奢靡消费,不治产业;如车船税增加了商业成本,导致物价飞涨;如告缗助长了投机取巧的不良民风。
于是,缗钱令推出不到十年,当桑弘羊以均输之法进一步改善了政府财政之后,原封元年 前110年,算缗政策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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