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出游正当时#

三星堆遗址是二十世纪考古发现最为重要的，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三星堆遗址起源在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根据出土的青铜器的特点与铸造水平来判断，不仅与中原地区不同，水平还高。

三星堆的遗址位于坐落在川西平原北部广汉市南兴镇北面的马牧河两岸近12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星堆和月亮湾。

在1929年当地一位农民在淘沟时挖出一坑玉石器。

随后考古工作也随之进行，只是挖了是多天就没再进行。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掘。

在1980年，南兴镇二砖攻入在三星堆挖土时，挖出了大量的陶片与少许石器。

经过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省博物馆人员的鉴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这年10月，省文物考古队开始挖掘三星堆。

遗址到1981年的5月才结束，出土了陶器残片、石器约十余万件，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

通过这次发，三星堆古文化的基本面貌才基本呈现在人民的面前。

在1986年文物工作者有对三星堆进行了六次挖掘，当时有出土了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大批珍贵文物，其中金、铜、玉、石器及象牙、贝等珍品百余件，轰动了全世界。

出土了迄今我国发现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青铜雕像群，其中的青铜正座人像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体形最大、年代最早的直立青铜人像。

还出土了金杖、青铜人头像、鱼形玉璋、青铜神树等一大批国宝级的文物。

其中青铜神树高396米，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只太阳神鸟，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有关，不少人就想到了《山海经》记载的神树扶桑。

根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于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

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

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未解之谜二：古蜀国是如何消失的？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

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

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

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战争说。

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

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

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与古玛雅、古埃及文化有何联系？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

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

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着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

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

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着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

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 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三星堆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有什么含义？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以亿计的陶器残片，足可说明当时陶器的种类已颇为丰富。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诸如炊器、酒器、饮用器、食用器等生活用器以及少量的礼器和生产工具，在三星堆古蜀国曾被大量而普遍地使用。

古朴的蜀陶向我们展示了古蜀先民日常生活中一幕生动的生活画卷。

在这些陶器上可以找到一些不规则的图形符号，即所谓巴蜀图语。

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地域性宗教符号？也许，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

毫无疑问，巴蜀图语的破译，一定会对解开三星堆之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未解之谜五：为何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记录？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

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

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三星堆发掘出的世界最早的金杖

金杖上的神秘符号和图案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

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

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六：为何会有赤裸人像的出现？

这是金沙遗址最有特色的文物之一，目前已出土12尊，造型大致相似。

表现的基本都是被捆绑的裸体男性跪像。

他们大多雕刻细腻，人物的面部表情也非常丰富，它们有的与石蛇一起埋藏，有的与石虎、石璧等有规律地摆放在一起，这一切迹象说明它们是特殊的祭祀用品。

然而怪异的发式、反绑的双手以及赤裸的形象，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中原地区的远古遗址中，如殷墟，不时也会有跪立玉像的出土，这些跪立玉像身上都有衣服蔽体，看得出身份比较高贵。

三星堆出土的裸体男性跪像

这样赤裸的人像此前在中原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

像金沙石像这样赤裸的人像在中原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

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族属是什么？石像的用途何在？

未解之谜七：金蛙造型器物是传说中的禺强？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类独特的金蛙造型器物。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蛙是生殖崇拜和月亮崇拜的代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月中有蟾蜍的记载，同时祭蛙求雨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祭祀习俗。

这类造型的金器为金沙遗址所独有，有学者推测此类器物很有可能是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组合，贴附在漆器上使用，其构图为太阳神鸟金饰居于漆器的中央，周围等距放射状或旋转状的排列金蛙形器。

也有专家认为，金沙的金蛙从嘴部造型看不像蛙嘴像鸟嘴，而且有呈螺旋形的翅膀，因此很有可能也是从鸟形变化而来，甚至有人推测，它们可能是风神兼水神禺强的化身。

未解之谜八：三星堆出土如此多的象牙从何而来？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着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

有专家推断可能是附属小国进献的贡品，也有的认为就是本地的产物，还有人表示是贸易往来的结果。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兼金沙博物馆馆长王毅表示目前出土的象牙经过鉴定，基本属于亚洲象。

但现在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地，蜀地向来交通不便，从外地输入的可能性不大，更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古蜀国当时产象。

据王毅分析，3000年前的蜀国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和中原地区相比，更具备大象的生存环境。

从现在的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原地区在商代就有大象出没的记录，甲骨文里还记载了商王捕象的内容。

由此可以推断，在同时代的成都平原上很可能有大量活动的象群。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量的象牙主要堆积在祭祀区，说明当时人们把这些至高无上的象牙献给蜀王后，蜀王就用这些象牙来祭天地、祭鬼神和祭祖先。

但从金沙出土的象牙来看，最长的达到1.8米多，一般也在1.6米左右。

这样的长度连现在大型的非洲象都难以达到，何况身材短小的亚洲象呢？看来象牙之谜还未揭开。

未解之谜九：三星堆金杖之谜何在？

金杖的来源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三星堆的一个千古之谜。

有的学者认为金杖是一种外来文化，源自西亚或埃及，由遥远的西亚北非传来，但大部分学者否定这种推测，认为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学者认为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首领就有用杖的习惯。

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

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

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

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

从金杖上的图案来看，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

因此，一般认为金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是王权的象征。

或者认为金杖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神权的象征。

还有人认为金杖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

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

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十：那么多精美的玉器和铜器是怎么造出来的？

三星堆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和铜器，如此精湛的技术以现在的水平来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几千年前三星堆地区能工巧匠的手艺。

三星堆青铜器群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青铜冶铸技术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确实使人难以猜测！

有人认为，这是蜀地独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有人认为，这是受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受荆楚文化影响。

有人认为，三星堆青铜器颇受西亚、近东、南亚等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是文化采借的产物。

更多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因素，有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属于自身特点，即本地因素。

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工匠们使用了何种工具和器物对玉器和铜器进行加工，还是未解之谜。

未解之谜十一：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这些仍然是一个谜。

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了三把土，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圆丘状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

与三星堆隔河相望，为一块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当地人把三星堆和月亮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风水宝地，并赋予三星伴月的美称。

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的惊人发现让三星伴月更加名闻世界。

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有一个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月牙儿似的台地，叫月亮湾。

1929年的春天，月亮湾附近的燕家院子，有一位叫燕道诚的农民和家人正在门前不远的地方挖水沟准备引水灌溉的时候，突然发现流水抽不上来，燕家父子于是进行下水疏通，在掏泥沟时石板下，有个石洞，通向一个长方形的坑道，坑道里放满了玉器。

中央层层摆放有序的一堆玉瑗，像一座玉宝塔。

最大的玉瑗，有筛子那样大。

加上其他的玉圭、玉璋、玉琮、石斧及石璧等，总数达四百余件。

着名的青铜大立人像出土时，在不算太宽的坑沿上，三四个人并排站在一起，连同坑下的三个人，大家一起才把这个庞然大物轻轻地托了起来。

这些稀世珍宝不可能是私人拥有的器物，而是国家宗庙里才能拥有的礼器、神像。

但这些器物全部被古人砸碎、焚烧后按一定的先后顺序埋入坑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未解之谜十二：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和性质？

有关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争论，具体有5种不同的推断。

殷墟一期前后说。

认为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分别为：一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偏晚阶段或殷墟一、二期之交，不晚于殷墟二期。

商代晚期说 指相当于殷墟一期和殷墟晚期。

为发掘简报所定，一号坑相当于殷墟一期，即盘庚至小乙时期 高大伦认为可到武丁前后；二号坑时代晚于殷墟一、二期，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

高大伦、李映福撰文认为，从玉石器的形制、种类考察，两坑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

商末周初说。

有学者认为两坑为同一时期的遗存。

胡昌钰、蔡革也认为两坑的下埋下限时间相同，均在殷末周初。

西周后期说。

宋治民根据对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尖底盏、器座形制的分析，认为其属于遗址第四期，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后期； 二号坑的时代与一号坑属于同一时期。

并强调此西周后期系指坑本身的年代以及出土陶器的年代，部分青铜礼器的铸造和玉石器的制作年代，可能要早于坑本身的年代。

春秋说。

认为两坑出土青铜器的制作年代、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应区别对待，指出这批青铜器埋藏年代大约在春秋初期，早不过西周。

有关两坑的性质有以下观点： 墓葬说——此说可分两说。

一为陪葬坑说，此说认为两坑周围可能有某代或某几代蜀王的大墓尚未发现，两坑只是其器物陪葬坑。

二为火葬墓说，此说特别重视一号坑中出现的大量烧骨和权威人士所使用的金杖等物品，认为两坑埋葬有死于非命的蜀王。

厌胜掩埋说——此说从萨满教宗教文化的研究角度入手，认为两坑器物曾被视作灵物，当其失灵后，人们将其毁弃焚烧，以刺激灵物。

同时，此说很重视两坑中大量象牙作为巫术工具的厌胜驱邪作用。

器物坑说——此说又可分为两种说法。

一为灭国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是后朝推翻前朝之后，将其神庙中物捣毁掩埋，即所谓灭国覆社之结果。

二为不祥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的掩埋物是已故蜀王或旧时代的神庙之器，新王视其为不祥之物，存之对己不利，故而加以毁埋。

窖藏说——此说联系到三星堆遗址曾发现几处玉石器的埋藏坑，并结合附近彭县竹瓦街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均出土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窖藏这种情况，推测两坑亦属窖藏。

祭祀坑说——这种观点首先为发掘者所提出，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认为两坑是某种大型祭祀活动之遗存，坑内之物皆为祭品，在经过燔燎等各种祭祀活动后，再加以瘗埋。

造成两坑掩埋的原因恐怕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学术界也有各种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是敌国入侵说和改朝换代说。

未解之谜十三：三星堆谜团何时能得到解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

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 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

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

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

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

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

一号祭祀坑出土

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

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

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这图案究竟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呢？目前学术界有观点认为表现的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而形成了鱼凫王朝；图案中的鱼、鸟就是鱼凫王朝的徽号、标志。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金杖上的鱼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

当然，这尚无定论，其内涵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

关于金杖的性质则有王杖说、法杖说、祭杖说及祈求部族或王国兴盛的法器说等等。

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古蜀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均以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而三星堆以杖象征权利，反映出古蜀与中原王朝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显示出浓厚的神权色彩和地域特色。

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及其他的西亚文明中，均有以杖形物作为神权、王权等最高权力象征的文化现象，故一些专家学者推测金杖的文化因素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采借的产物。

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

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

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

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

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

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

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

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这里，我们对这株铜神树作一简要分析：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

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的记述。

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

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

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

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吧。

同时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形式构成中同样有花果与神龙，而铜神树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

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藉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

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通高1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

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

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

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

人首鸟身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

在中国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

三星堆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

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初步看法，尚待深入研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高15、宽20.7、厚0.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Da型铜人面具。

面部上宽下窄，前额两侧及下颌后缘各有一小穿孔。

其眉梢上绘有黑色，原来的整体视觉效果当更加威武有神、更具威慑力。

如前面提到的那件铜面具原为朱唇，可以说，三星堆铜面具黑眉、朱唇等涂彩手法的运用当不仅仅是追求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还应具有某种巫术文化内涵的象征隐喻作用。

宽138、高6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

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

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

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三点：一是A型面具额部铸有数十厘米高的精美额饰，而B型面具额部正中则为一方孔。

二是两型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B型面具的桃尖状双耳甚大，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有飞扬之势；A型面具的耳朵构型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没有那么夸张，双耳取势基本平直。

B型面具就是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

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

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

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

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

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

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通宽22.4、通高45.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属B型的圆顶金面铜人头像。

从铜像面部的凹线轮廓看，似面部本身已铸出蒙至头顶、仅留顶心的连体铜面罩。

金面罩则系附粘在此面罩上的。

这件铜人头像的金面罩极薄，仅存右额及左脸部分。

人像脑后有一发笄，上下端均残缺。

通宽19.6、通高4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A型金面铜人头像。

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

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颇为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

一般认为，这种金面造像代表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并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

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

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

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

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

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

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

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

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该人像与古文献中所谓立尸或坐尸的内涵截然不同。

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

其衣服上的几组龙纹装饰似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其所穿之衣很可能是巫师的法衣。

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空手挥舞，表现的是是祭祀时的一种特定姿态。

古蜀历史早已偃旗息鼓，无言的文物抛给人们的是难解的文化之谜……

底座直径10 、座高5.3、通高15.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此器由山形座和跪坐顶尊人像两部分组成，山形座座腰上铸饰扉棱，座上有婉曲朴雅的镂空花纹。

人像上身裸露，乳头突出，下身着裙，腰间系带，带两端结纽于胸前，纽中插物。

人像头顶一带盖铜尊，双手上举捧护圈足尊腹部。

表现的应是古蜀国巫师在神山顶上跪坐顶尊以献祭神天的情景。

因其胸部乳头显露突出，因此有观点认为该人像刻画的是古蜀国的女性巫师或女神。

人像虽小，却是极难求的珍品。

第一，它是很完整的全身像；第二，尊罍是古代重要的礼器，但人们对于其具体使用方式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顶尊跪坐人像则为我们展示了尊这种器物在古代祭祀时的具体使用方式之一。

从人像的造型上看，古蜀国工匠具有很高的造型能力，整个人像结构完美、比例匀称、美观耐看，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宽8.2、高14.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人像为宽脸方颐，头发从前往后梳，再向前卷，发式颇具地方民族特色。

耳垂穿孔，或原佩耳饰。

其双眼圆瞪，正视前方，张口露齿，神态严肃。

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衣，腰部系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

人像作跪坐姿势，双手抚膝，手腕带镯，足上套袜。

有学者根据人像所穿的在古代一般为贫贱者才穿的犊鼻裤，认为其为奴隶像。

就跪坐而言，是商周时期起居与供奉祖先、祭祀神天等正式场合的举止仪节，贵贱无别。

就材质而言，青铜为当时的重要物资，不可能用来为社会下层人物塑像。

这件人像不仅采用跪坐姿态，且带镯、套袜，显非一般身份，其神态气质所显示出的尊贵身份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相比，二者象征的地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故我们倾向于认为该人像应有可能表现的是作祭祀祈祷的巫祝形象。

圈足高12、残高43.3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器肩上铸高浮雕的三龙呈蠕动游弋状，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构型，龙眼浑圆，身饰菱形重环纹。

尊腹部为三组相同的花纹，主纹均为高浮雕的虎与人。

虎颈下铸一人，人头上对虎口，人物曲臂上举，两腿分开下蹲。

这与商代人虎合体卣的图像很相似。

这种主题的图像可能是表示人对虎的崇拜，并由此获得虎的力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

该铜尊出土时，器内装有经火烧过的玉石器残片、海贝和铜箔饰件等，说明铜尊入坑前曾作盛物献祭之用。

这件具有明显中原色彩的商代铜尊在安徽阜南等地也有发现，是从类型学上确定一号坑年代的重要标尺之一。

通高45.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该器为Ⅴ式铜圆尊。

其肩外缘补铸三个卷角羊头，与三立鸟相间，羊角之间也有一立鸟。

尊肩部饰象鼻龙纹，以双钩云雷纹为地。

腹部主纹为以双夔龙合构而成的兽面纹，两侧为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地纹亦为双钩云雷纹。

器圈足上部环周饰以凸弦纹，其下主纹为虎耳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两侧仍为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以双钩云雷纹为地。

其整体风格庄重典雅，颇为美观。

全器直径84厘米

二号祭祀坑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

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2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

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

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作用的。

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

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阳部又与铜眼形器、铜眼泡构型接近，其整体图像特点也与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纹饰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

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

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即是太阳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

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的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

可以推知，商代的古蜀国已专门祭日的仪式，并当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东周。

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一般认为，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所谓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耀灵安藏？即是旁证。

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则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

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进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

宽15.4、通高27.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D型铜鸟。

铜鸟立于圆座上。

圆座顶微隆，腰部内凹处有四圆孔，下为中空圈足，估计铜鸟原可能是套接在某器物顶部的装饰物。

鸟昂首向前，大眼尖喙，鸟身修长，两侧羽翅长及尾部与尾羽相并上翘。

鸟背部铸饰的一支歧分三枝的立式羽翅，使鸟身原本较为平实的构型生出了几分奇趣。

宽19.2、高3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A型铜鸟。

全器形式构成为流畅的S形。

铜鸟双眼浑圆，鸟喙长而尖，羽翅较小，尾羽长垂。

鸟冠羽硕大，有如一排迎风招展的旌旗，冠羽形式与冠羽形内的纹饰风格清朗婉丽，鸟头、颈与前胸所饰鱼鳞状羽纹及腿部外侧所饰卷云纹精细繁密，其与鸟体婉曲的构型形式相呼应，给人以典雅庄重之美。

通高40.3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全部鸟类造型文物中，这青铜大鸟头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出土时，发现其勾喙口缝及眼珠周围皆涂有朱砂。

鸟颈部下端有三个圆孔，当作固定之用。

此器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装饰物，也有可能安装于某种物体之上，作为仪仗用途的象征标志。

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族之关系极为密切。

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以证明这一点。

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有力的实证。

这件器物的造型与鹰和鱼鹰颇为相似，或系蜀王（鱼凫）的象征？可能还具有蜀族族名、徽号意蕴？或许兼而有之？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方座边长2.5、鸡长11.7、通高14.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铜鸡铸立于门字形方座上。

器座下端残缺，铜鸡或许原是某件器物的端部造型。

从器座体量考虑，会不会有可能方座原先套接了铜质或其他材质的杖状物，铜鸡即杖首装饰呢？由于三星堆铜鸡仅此一件，缺乏参照，我们也只能作此初步的推测，到底铜鸡是完整器还是某件器物的附件，须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

铜鸡系用范铸法铸造，尾羽丰满，引颈仰首，气宇轩昂。

其冠、眼、喙、爪、羽毛等刻画工细不苟，神形兼备。

就表现手法而言，这件铜鸡造型属写实风格，其与三星堆众多以夸张的、超现实的表现方式塑造的神像、神灵等器物的造型形成了鲜明对比，完全称得上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此铜鸡表现的自非家禽意义上的鸡，而有更深沉的象征意义。

铜鸡胸前特别铸饰有火纹，毫无疑问，这一颇为醒目的装饰符号与铜鸡内涵有内在联系。

铜鸡或许代表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鸡、神鸡，正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件雄鸡的造型意蕴似表现了其在引吭高歌、呼唤日出，带给人间无限光明。

头宽7.7、残高17.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该器为B型铜龙形饰。

铜龙大张其口，口中所铸上下两排圆孔表意龙牙，具有抽象化倾向；其上吻向后勾卷，与龙角构型之势贯通，龙角向前逸出，端部略向上提起急收，劲力内敛。

S形长眼融构于龙角形式中，并延伸至角端，耳廓宽大。

其整个造型与Ⅰ号大型铜神树圈座上的铜龙形象略似，但更富奇异荒诞之趣。

残长5.8、宽10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蛇系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

铸件之间有铆孔，分段铸成后，再铆嵌连接成形。

蛇体形硕大，颇具写实风格。

身上饰菱形纹和鳞甲，头顶和背部有镂空的刀状羽翅，可能是表意其飞行功能。

从蛇颈下和腹部的环钮看，估计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膜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