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青铜器主要集中在几个祭祀坑，其他区域非常少见，几乎没有。

据三星堆新近考古认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95.4%落在距今3148至2966,下限最晚已经是距今2966年了，这个年代很明显已经进入了西周早期，就算按照上限也不过3100多年，三星堆祭祀坑年代正确的说法毫无疑问应该是商末周初。

而不是商代晚期，商代晚期指的是殷墟，年代距今3300多年。

三星堆晚期遗址分布

据此，三星堆祭祀坑真的是三星堆原住民的作品么？我们认为的确存在很大疑问。

我们存疑的依据有以下几点

①按照学者最新三星堆遗址分期的认识，一期距今4600 ?年至4000年，称三星堆一期文化。

二期距今4000至3600年，称鱼凫村文化，三期距今3600至3100年 暂这么划分，称三星堆文化，四期3100年以后，下限未定，称新四期文化。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实际上是不属于三星堆文化年代范围内的，很大可能应该被划分进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

我们后面再展开论述

②从考古遗物反映出来的现象，不仅三星堆祭祀坑铜器未见于之前的任何本地区遗址和文化，其浓厚的神灵崇拜也未见于之前任何遗址和文化。

很明显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因为遗物出现在一个区域而将其划分进一个文化系统内

③祭祀坑出土了多件尖底器无论宝墩还是三星堆文化中均未见，而尖底器是巴人的典型器物。

不是所谓古蜀人的器物，所以我们认为，三星堆祭祀坑以及后面的十二桥文化是西迁而来的巴人的遗迹

那么三星堆遗址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将视线向前推两千年，看下著名的红山牛河梁遗址，牛河梁整个区域近50平方公里，但牛河梁并不是一个族群的遗址，而是一个祭祀中心，这点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因为在牛河梁范围内并未发现居址等人类生活遗迹。

这点我们从石峁也能窥得一丝痕迹。

石峁建在山顶的皇城台气势恢宏，但我们同样未发现居址墓葬这类生活遗迹，虽然学界多认为石峁是一个庞大国家的都城，但事实上石峁除了有一个尚未封闭的庞大城圈，我们目前并未看到一个都城所应该具备的因素，将城市建在饮水困难的山顶，这样的建制恐怕也很难与都城的地位相合。

那么，我们先民通常将什么建在山顶呢？自然就是祭台，也就是先民心中神圣的祭祀中心，毕竟山顶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三星堆遗址，有学者做过论述，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其实是成都平原考古文化低落的时期，与宝墩时期城池林立和十二桥文化遗址密布相比，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址屈指可数，除了看似庞大的一个三星堆遗址，几乎未见有其他考古遗址发现。

三星堆遗址夏商时期面积是3.5平方公里，而60%被水域占据，实际可生活的区域1.3平方公里左右。

由于至今未见考古报告，我们不清楚整个区域的遗迹分布情况，所以事实上我们看三星堆遗址面积不能用3.5平方公里这样的数值来衡量，大概就是100多万平方米。

另外三星堆所谓城墙与石峁一样也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样子，尤其后期修建的南城墙，竟然是斜的。

与我们观念中的方形城池相去甚远。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城墙实际上是防洪的堤坝，我们认为是可信的。

所以三星堆遗址并非什么古蜀都城，而实际上是一个祭祀中心，这个祭祀中心也是晚期才形成，之前的月亮湾只是一个普通的聚落，谈不上都城。

那么这个祭祀中心是谁建的呢？我们认为是巴人。

三星堆遗址

这个问题论述起来很复杂，我也思考好长时间了，至今仍然有很多没有理顺的地方。

我这里先简单做下阐释吧。

我们先从三星堆祭祀坑年代所处的时代背景谈起，我们知道商王朝在中期以后开始北撤，作为商王朝的南土重镇，盘龙城被商人放弃了，南方青铜器开始逐渐本土化，出现了著名的新干大洋洲，商中期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之间大概有两三百年的时间差。

而这个时期，在商王朝与四川盆地中间横亘着广大的巴文化，新干大洋洲通常认为是商代的虎方，虎方是巴人的一支。

这里我简单补充下巴这个族群的一些认识，巴人通常认为并非一个族群，而是一个文化体，就像我们华夏一样，是一个区域综合概念。

巴的源头在鄂西北清江地区，逐渐扩张到峡江和陕南各地，从地域上来看，等于是将四川盆地与中原王朝隔了开来，外边这一圈儿都是巴人分布区域，当然这里面会存在一些年代上的不同。

以盘龙城废弃，商王朝从南土撤退为界，之后两三百年，包括蜀地在内的整个区域实际上是巴人分布的区域，当然，这里不只是巴人，四川盆地存在一些早来的人群，如来自嘉陵江上游的氐羌族群，但商中期以后主要这里是巴人分布区域应该是清晰可见的。

学界通常认为三星堆青铜器铸造技术源自长江中游及中原，事实上我们前面说了，商王朝从南土撤退与三星堆祭祀坑年代中间有两百多年的时空差。

我们很难认为盘龙城这些青铜器文化会影响到几百年后的四川盆地。

那么这两百多年的青铜器流变就看不到了吗？当然不是，我们从四川盆地向北看去，汉中地区从商朝早期就开始存在的宝山文化映入我们眼帘。

这里上个世纪发现了城洋青铜器群，发现青铜器有七百多件。

城洋鸟饰

不仅有三星堆常见的商式青铜器罍和尊，同时发现了几十件人面具和兽面具，也有青铜树枝这样与三星堆类似的青铜器。

还有那个鸟形器，与三星堆神鸟如出一辙。

青铜器也出自窖坑或者祭祀坑，青铜璋与三星堆的玉璋也是非常相似的。

而西周时期在宝鸡附近的鱼 弓加鱼国同样发现了与三星堆非常相近的权杖和人像。

鱼国通常认为是伐商以后被封到周王機附近的巴人所建。

城洋青铜器代表的宝山晚期文化学界多认为与峡江地区的路家河二期颇有渊源，是典型的巴人文化。

三星堆祭祀坑所见器物与成洋青铜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但三星堆青铜器与城洋青铜器最大的区别在于城洋青铜器存在大量的兵器。

所以我们不妨作出下面的推论。

在殷墟中晚期，一群巫师人群陆续来到三星堆，在此建了青关山台地的祭祀平台，并修建了神庙，同时带来了 或者新铸大量的青铜神器进行供奉。

而处于宝墩衰落后的本地蜀人在拥有发达青铜文化的巴人面前，迅速折服。

成为这个祭祀中心的共同维持者。

由于非国家政治中心所在，这里未见城洋地区的兵器和鼎钺等高等级礼器。

城洋人面具

这是考古上的一些现象，如果我们翻开文献，巴和蜀同样存在着很多概念模糊之处。

巴蜀在中原王朝话语体系中往往都是一体的。

《尚书》中武王伐纣时候所谓的穆誓八国里面没有巴，却有蜀，但《华阳国志》中却很明确指出巴人随武王伐纣，而且作用很大，所谓前歌后舞就是指的巴人军团，灭商后巴人得到了周王的册封，为子候。

有学者认为穆誓八国中的彭其实是巴人，这个且不论，以今天考古所见，巴人不仅离周人更近 隔秦岭，而且巴人的武力是相当强盛的，其青铜兵器铸造技术不亚于殷商王朝。

再加上鱼国考古的发现，巴随武王伐纣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蜀指的是三星堆遗址 不包括祭祀坑所代表的国家，其发展明显是非常滞后的。

与巴人庞大的地域和实力是无法相比的。

所以我们认为《尚书》的穆誓八国中的蜀实际上是一个后世笼统概念，就是巴蜀的代名词，其实指的是考古所见的巴人之国。

而真正的古蜀国实际上是十二桥结束后的巴蜀时期文化，此时的蜀国已经是融合了巴、蜀、楚等多元文化的一方诸侯，之前的宝墩以及三星堆是多元族群形成的考古文化，也是古蜀先民的一些记忆的来源。

而三星堆祭祀坑代表的祭祀遗存是宝山这个巴人政体在成都平原设立的祭祀中心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祭祀坑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很多人往往对三者进行混淆去讨论是非常错误的，以目前考古所见，三星堆祭祀坑非我们定义的三星堆文化的产物，而是外来巴人带来的神权思想和铸造技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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