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发现！惊人发现！出了金拐杖，还有真人大的铜人头。

1986年7月27日半夜，三星堆遗址考古领队陈德安敲开时任四川省文管会主任赵殿增家的门，大声说道。

陈德安说的这些器物，出自日后被称为一号祭祀坑的探方里。

一个月后，二号祭祀坑又被发现：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不断出土，轰动国内外。

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的发现和探索历时90余年，这其中既有机缘巧合的传奇偶然，更是几代考古学人锲而不舍的努力。

首次发掘 神秘三星堆，揭开冰山一角

1929年（也有专家认为是1927或者1931年），广汉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的真武村月亮湾台地上，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门前准备挖坑安装水车，无意间碰到一块石板，翻开石板,下面尽是大小石环、玉刀等玉石器。

燕道诚意识到这些玉石器的不寻常，就地掩埋后夜间返回取出，清点后共计璧、璋、琮、钏、珠、刀、斧及玉料等各类玉石器四百余件。

1931年，广汉一位叫董宜笃的传教士听说此事后，请求驻军广汉的旅长陶凯协助收集。

陶凯找到燕道诚拿走5件玉石器，送到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处鉴定，后者当即断定这是商周遗物。

不久，广汉玉器便引起社会的关注。

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和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学者林名均在取得发掘执照和相关手续后，于当年3月16日开启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

这个发掘地点，就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他们弄清了这是一处长7尺，宽3尺，深3尺的长方形土坑，玉器是分层摆放的。

这次发掘历时10天，共采集、出土器物600多件。

神秘的三星堆，被揭开冰山一角。

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得知此事后，称他们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发掘结束后，葛维汉将出土陶器、玉石器等器形、纹饰与安阳殷墟、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比较，推测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之末至周代初年，并于1936年发表了《汉州发掘的初步报告》，其中提出了广汉文化的命名。

1942年，林名钧也撰文追述了那次发掘工作的情况，他认为月亮湾遗址的发掘遗存分为两个时期，地层堆积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燕道诚发现的玉石器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

林名钧先生或可称为中国三星堆研究第一人。

这是关于三星堆遗址的首次探讨，也是四川地区第一次科学的史前考古发掘，为后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科学探索 提供了一批可信资料

考古学者重返月亮湾，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铁路和公路沿线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调查。

调查首先选择的地点是宝成铁路从成都出发必先经过的新繁和广汉。

1956年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家祐、江甸潮两位先生对新繁水观音和月亮湾及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

他们的调查记录里写有一段话：

三星堆在马牧河西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

马牧河现在干涸，两岸形成了台形的农田。

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伴月堆。

根据地名，他们将马牧河南北两处分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

三星堆遗址首次出现。

1963年9月，在冯汉骥先生的倡导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冯汉骥是西南考学的奠基人，时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参加人有省文管会的张才俊、戴堂才、李显文，川大的童恩正、宋治民、马继贤等人，以及川大历史系考古专门组首批学生15人。

此次发掘由1963年9月20日开始至12月3日结束，实际发掘40天。

考古学者赵殿增说，此次发掘的三个点位都在燕家院子附近，发现了房屋三组，墓葬六座，陶片3万多片。

此次挖掘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因故未能形成正式报告，因而又在古蜀王国的门槛前徘徊了多年。

赵殿增说，直到1992年，由马继贤以《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的形式公布了部分资料。

对于这次发掘工作的意义，马继贤指出：

首先，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对该遗址科学的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可信资料，有助于对后来三星堆附近发掘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

……最后，在遗址的第二层发现了残铜器、炼渣、孔雀石及坩埚残片，表明该层处于青铜时代，而且铜器是本地制造的。

这为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冶铜遗迹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未来研究三星堆出土的极具特色的铜器群提供了有力佐证。

系统发掘 正式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自1963年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度全面停顿。

期间虽不时有村民发现玉石等相关器物，但并未引起更多重视。

1978年后，三星堆遗址区范围内陆续建起了数个砖厂，对遗址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

1980年4月13日，时任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副主任（也是四川省考古队副队长）的赵殿增和几个同事来到月亮湾遗址。

在遗址附近砖厂取土的断面，我们看到上百米长的黑色文化层中有很多包含物，厚达一米多。

民工捡出的碎陶片石器，我们一会儿就选出了三百多件标本。

赵殿增回忆，第二天，他就做了汇报，经馆长会议研究决定，立即组织队伍进行正式发掘。

将参加过1963年月亮湾考古实习的王有鹏调回来主持发掘，派莫洪贵和刚从川大考古专业毕业的陈德安、陈显丹等人参加。

当时，他们都未曾想到，这将会开启一段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第一次发掘从1980年5月持续到1981年4月，共发掘面积共1225平方米。

不仅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陶片等标本上万件，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商周时期的房址18座，以及灰坑3个、墓葬4座。

发掘工作结束后，陈德安、陈显丹等人开始撰写发掘简报。

在这份名为《广汉三星堆遗址》报告中，他们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因此在报告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次这个考古工作创造了诸多创新：首次通过直升机航拍遗址；采集木炭标本，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碳十四检测，也是四川首次。

陈显丹回忆，在挖掘初期，他们一直认为三星堆遗址不过是商周巴蜀早期文化。

后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最早至今为4500年，也就夏王朝形成时期。

检测见过也随简报公布。

如今再看，《广汉三星堆遗址》对于四川考古，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以陶器为本的传统。

从这个时候起，成都平原自身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设和区系类型的探索才初见成效。

1984年，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

会上，赵殿增将三星堆的发掘情况作了专题汇报，并请专家看了标本。

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看后认为它成系统，有特征，评价说这才是巴蜀文化，应把它作为学科生长点，建成学术基地，带动全四川的考古。

三星堆考古从此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联合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

此次发掘由陈德安、陈显丹担任正副领队，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二十多名师生参加发掘，川大教授林向共同担任领队。

1986年3月5日，在三星堆遗址展开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人员和参加发掘的民工，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

此次发掘分三个发掘区，在三个多月中，发掘总面积达1525平方米。

其中以第三发掘区最为重要，发现的文物最多，文化层堆积也最厚，早晚地层堆积最多的可分15层，其中第6层至第1层为汉代至近现代层，第15层至第7层为三星堆文化堆积，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距今4800～2800年）。

赵殿增说，这15个地层为建立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标尺和年代序列创造了条件。

两坑现世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当时由于保护经费未能很快落实，砖厂工人虽已大多解散，但砖窑仍未熄火。

在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的考古队员，同意留守民工在文化层薄的地方再取点土，把窑装完。

正是这一窑土，带来惊世发现。

1986年7月18日，民工取土时发现了数十件玉器。

驻在砖厂整理器物陈德安、陈显丹随即赶赴现场，经主管部门同意，及时安排留驻三星堆砖厂的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张文彦、朱章义、刘章泽和广汉文物干部一道，就地布方，进行抢救性发掘。

共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琥珀、石器、陶器等各类器物420件，骨器残片10片，象牙13根。

另外还出土有完整的海贝62枚和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后来这里被称为一号祭祀坑。

清理完一号祭祀坑不到一个月的8月14日，二号祭祀坑的一角，又在取土时被发现。

经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器物1494件（含残件和残片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石器504件（含管、珠）。

另外，还有象牙珠120颗，象牙残器4片，虎牙3枚，象牙67根，海贝4600余枚。

祭祀坑的定名，是陈德安、陈显丹两位领队在现场提出来的，沿用至今。

从坑里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轰动国内外。

张爱萍将军题词称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赵殿增说，这仿佛是一声芝麻开门，打开了古蜀之国神秘的宝库，从而把一个失落的文明再现于世人面前。

1987年5月，苏秉琦先生在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讲到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9年到1995年，考古工作者又对三星堆进行了6次发掘，确定了三四千年前这里曾有一个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从而将三星堆考古研究又提到了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高度。

在此之后，众多学人不断加入到对三星堆的研究和探索中，当年的领队、参与的大学生，都已成耄耋老人。

2011年，三星堆遗址十二五期间的《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规划》获批，重启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迎来一个新的时期。

2020年10月，三星堆祭祀坑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迎来一个新的时期。

数年前有学者呼吁建立的三星堆学如今已在隐隐成势，在这背后，是一个更具想象力的三星堆古文明。

后记：三星堆为何令人着迷？

三星伴月堆这是三星堆原本在地方志里风雅之名，如今再读，似乎有一种三体空间的感觉：神秘独特，在我们已有的认知里，一片荒凉。

自1929年，三星堆偶然现世，90多年来随着三星堆的地下被考古学者一层一层拨开，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巴蜀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由于三星堆的文化面貌太过奇特，文化渊源太过扑朔迷离，为我们的认识和探索带来巨大困难。

与中国绝大多数考古发掘不同，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实在令人费解：

那高逾2米，头戴兽面型高冠、身着华丽的燕尾形龙纹长衣，双手举于胸前的青铜大立人是谁？那些大量出现的人首鸟身铜神像是谁？成都平原的先民是如何产生这无比瑰丽的想象？他们为什么要倾国力铸造青铜器？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器物埋在三星堆？……当然，还有那三个终极问题：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去向哪里？

毫无疑问，这些器物中蕴含着古蜀人至为神圣的愿望和神秘古国的史迹。

但由于三星堆尚未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和可靠的历史记载，面对这些奇诡怪异的器物形象，似乎每一个问题都无法解释得清，每一个解释又都充满争议。

而另一方面，历史典籍中关于古蜀历史的只言片语，流传已久的古蜀神话，似乎又因三星堆的发现而得到破译。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蜀王故事，已若隐若现；开国何茫然的蜀史，正从传说变为真实存在；而三星堆的突然消失，又包含了古蜀王国兴衰更替的悲壮。

著名三星堆研究学者、考古学家赵殿增说，三星堆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充满了无数未解之谜，从具体的器物直到历史原貌，都让你不由自主地去追根究底。

曾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童恩正先生，甚至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考古科幻小说《在时间的铅幕后面》。

剧情推进犹如达·芬奇密码，通过铜片上所刻的神秘图案，指示宝藏坑的位置，书中包含对楚帛书、《尚书·尧典》、《山海经》等古籍中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和方位内容的释读。

据说，这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如何解开三星堆谜团？似乎唯一的希望就是出土更多的考古发现。

而新的发现，或许又会带来新的谜团。

这，或许也是一代代研究者对探索三星堆有着恒久兴趣的原因所在。

正是通过每一代人的努力和累积，我们距离三星堆历史也在一步步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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