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几天，有关三星堆考古的消息冲上热榜。

在这次考古挖掘中，不仅新发现了六个祭祀坑，更是从中发掘了极其吸引眼球的金面具、立人等文物。

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辅以三星堆文明长久以来的神秘感以及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上的指数级增长，三星堆考古能够登上热榜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在三星堆爆火的背后，其实它曾有过一段长达34年被禁止挖掘的历史，而造成它如此长时间被禁止挖掘的原因，更是引人深思。

三星堆遗址的偶然间被发现

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并没有人会意识到西南地区会有这样一个极其壮观的文明。

而它的被发现，更是极具戏剧性。

1929年，四川广汉市鸭子河南岸，一个名唤燕道诚的农民在用水车车水时意外地从水坑的淤泥中发现了一批玉石器。

然而这样的发现，在动荡的年月其实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

直到2年后，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董笃宜正在广汉传教，而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迅速地行动起来，并且收集了不少的玉石器。

之后正是在他的玉成之下，1934年由广汉县长罗雨仓主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人组成的考古队，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

这一次的发掘收获颇丰，葛维汉甚至还整理出了《汉州发掘简报》。

但是，同样不能避讳的是，在对于这些玉石器的认定上，他们显然是缺乏经验的。

即便是他们找到了彼时身在日本的川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也并没有田野考古上的经验，他在对这些玉石器的断代上也出现了错误之处（郭沫若认为是周汉之间）。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三星堆遗址的偶然性被发现，却点燃了后人们的求知欲。

深入发掘，成果耀眼

虽然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战争的原因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长期停滞，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随着文化保护部门的成立、考古认知的加深 而再次展开。

但是，即便是此时人们对于三星堆遗址的规模事实上仍是存在着认知上的偏差的。

而随着考古的深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三星堆或许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三星堆遗址的命名，亦是因为其所在地的三星村而得来。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当地修建砖厂时，三星村的三个土堆被用来取土，而在取土的过程之中大量陶器问世，这也进一步的引起了文物部门对三星堆遗址的关注。

于是，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发掘展开。

而这其中真正将三星堆遗址拔高到世界性考古发现之列的则属于1986年发掘的两大祭祀坑。

1986年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从中清理出了玉器、青铜人头像、金面罩、铜树、青铜大立人等一系列的文物。

而这些文物，都有着一个共性那就是具有着鲜明的独特性。

以青铜神树为例，在二号祭祀坑中当时发现了8颗青铜神树。

而其形状，与我国上古典籍《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扶桑神树完美契合，同样分为三层，每层三根树枝，每根树枝上立有太阳神鸟。

这样的契合度，就连专家都难以解释，也自然让人怀疑它的存在是不是超越时代的，而在其他的文物之中青铜大立人、三星堆金帐之上的各式各样的图案，也让人对三星堆文明产生了咂舌般的崇敬。

而且作为科学上的佐证，这些青铜器之中甚至没有发现锌的存在，而这样一个距今3000-4800年的文明就能实现冶炼青铜器时的铅锌分离，未免也太神乎其技了。

这些种种，也奠定了三星堆文明的史学地位。

但是，就在1986年的考古挖掘之后，对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却戛然而止了。

此后的30多年里亦是虽有勘探，却未有发掘，直至在2019年、2020年6个祭祀坑的被发现，而在2020年一系列的配套设施的入场之后，新的全面发掘才得以开始，才有了如今我们不断从热榜上看到的三星堆考古热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期间会有三十多年的空白期呢？原因引人深思。

同样以青铜神树为例，在发掘时严重损坏的青铜神树，在发掘之后自然要进行修缮、保管等后期工作。

而单单是青铜神树的修复工作，杨晓邬和他的团队便用了10年之久，可想而知这其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更为紧要的一点是对于这些深埋于地下几千年的文物而言在其出土后的保护措施更是不可逆的，一旦出现不慎，损失将难以弥补。

而这样的事故，可以参见郭沫若主张挖掘的明万历定陵而所造成的重大文物损失。

也只有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考古技术成熟，文物保护技术臻于完善时进行的考古发掘才是负责任的。

期待这次考古发掘中，能够再有更为惊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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