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底，中华民国首次国会大选，国民党获得巨大胜利，按照《临时约法》宋教仁将代表国民党组阁，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去北京，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22日不治身亡，这一惊天大案，震惊中外，国内缉拿凶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国民政府严令查办，然而，嫌疑人抓获之后，证据确凿，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这到底时怎么回事？本文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考证，为你揭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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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三月九日，宋教仁应江南国民党支部的邀请，抵达南京。

江南国民党支部借浙江会馆为会场举行欢迎会，会员共到三千余人。

都督程德全邀请宋教仁发表政见，宋教仁登台演说。

演说时间约有两个小时，激情谴责时政，每到精湛之处，掌声如雷。

随后，宋又去上海演说数场，社会反响异常强烈。

很快，北京各报出现匿名讨伐宋教仁的文章，驳斥他演说时曾指责政府。

接着，一个奇怪的组织又出现北京救国团了，他们通电各省斥责宋教仁言论荒谬。

对此，宋教仁展开反击，登报辩解，言之有理，痛陈时弊，受到民众的拥护。

没过几天，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发来急电，邀宋教仁即日赴京，商决要政。

坊间猜测袁世凯召宋入京，将任命他为国务总理，组阁行权。

就连宋教仁自己也以为此次北行，定会不负初衷，能组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内阁。

宋教仁决定三月二十日从上海启程，乘车北上。

当时，国会议员已陆续进京，上海、南京车站上设有议员接待室。

宋启程的时间大概是晚上十点，上海的国民党要员黄兴、于右任等人都相偕送行。

十点四十分火车进站，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并行至月台，向车站出入口处走去。

不料，刚刚走到检票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啪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宋教仁背后飞来，不偏不倚，击中胸腔，直达腰部。

宋教仁疼痛难忍，退靠在铁栅上，大声说道：我中枪了。

正说着，又听见两声枪响，幸好未伤及行人。

车站顿时大乱。

黄兴等人大惊，慌忙将宋教仁扶出月台，急呼车站中巡警速拿凶手。

然而，黄兴环顾四周。

竟无一个警察。

稍后。

警察赶来，但凶手早不知去向。

黄兴等人看见外面停着一辆汽车，来不及询问便扶宋上车，火速前往上海沪宁铁路医院。

当时，送行的人大多留在站中，等待警察缉获凶手。

黄兴等人又电致各处机关，要求缉拿凶手。

国民党干事于右任将宋教仁送到医院已是半夜，医生们都不在医院。

宋教仁此时已面如白纸，用手抚着伤处，呻吟不已。

于右任想看看他的伤口，宋教仁却不让，说道：我恐怕不行了，人总有一死，死亦何惜，只是我有三事相求：一是将我在南京、北京及日本东京寄存的书籍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我家寒苦，老母尚在，请克强与君及诸故人替我照料；三是诸君仍当继续努力，千万别因我遭不测而退缩，放弃国民的责任。

过了一会儿，医生赶来检查伤口。

宋教仁受伤的位置正在右腰骨稍偏处，离心脏很近。

医生认为伤势太重，生死难卜。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取出子弹，然后再医治。

弹子取出来了，弹形尖小，是新式手枪的子弹。

宋教仁疼痛不止，医生只好再次注射止痛药水，希望他能安睡。

但他仍呻吟连连，根本无法安枕，勉强挨到黎明。

黄兴等人来到病室探问，宋教仁叹气道：我要死了。

我死后，诸位仍要继续工作。

黄兴向他点头，宋教仁又让黄代拟电文，向北京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报告情况。

电文写道：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于今夜乘沪宁车赴京。

不料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

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稿已拟定，黄兴立即出病室派人发电。

上海的国民党人也陆续到医院探望。

宋教仁皱着眉头说道：我不怕死，只是疼痛难忍。

出生入死，我已习惯，若医生能帮我止痛，我就死了也无所谓。

在场的要员们再三劝慰，宋教仁说：凶手在逃，不晓得什么人与我有这么大的仇恨？

黄兴等人又找来三、四个有名的西医，检查后，都认为肠道受伤，必须手术才有可能活下来。

于右任便对众人说道：那就赶紧手术，救人要紧。

于是。

宋教仁被抬进手术室，五位医生实施手术。

医生先用麻醉剂，然后取出大肠，洗去淤血，缝好肠上弹孔，最后缝合创口。

麻醉剂的药力散去后，宋教仁渐渐清醒，但仍然剧痛。

医生屡次用吗啡为他止痛，但效果不佳，而且，大小便流血不止。

经医生再次检查，发现内肾也受了伤。

当天晚上，宋教仁病情加重，双手渐渐变凉。

黄兴、于右任等人都来到病床前探视，宋对他们说：我想要说的，都已跟你们说过了，诸位可问明于君。

说到这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他先是两手合十，似与同仁诀别；忽又回抱胸际，似有说不尽的痛苦。

黄兴用手抚摩，发生宋教仁手脚已冰凉，脉搏也没有了。

忙叫来一生，医生摇头，表示已无回天之力。

此时的宋教仁，仍是满脸的依依不舍。

黄兴附在宋教仁耳边说：遁初，你放心去吧，后事我们会料理好。

，不多时，宋教仁长叹一声，双目未合，双拳紧握，气绝而逝，年仅三十二岁。

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不禁哭出声来，在一旁的国民党人也悲从中来，痛哭流涕。

稍稍平静些，众人便着手殡殓事宜，并决定摄张遗像留作纪念。

天微微亮时，请来两位照相师，对宋教仁的伤痕拍摄了一张；然后，为宋教仁穿好衣服，又拍了一张遗照才入殓。

第二天，宋教仁的遗体从医院移棺至湖南会馆。

当时，医院门口人山人海，拥挤异常。

中午时分开始发殡，送丧执绋和护丧导灵的约有两三千人。

宋教仁逝世的噩耗传出去后，全国各地舆论哗然，各省致电上海吊唁，并询问缉凶情况。

在北京的大总统袁世凯也连发两份电文，命上海各部火速缉拿凶手归案。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当即通电地方官限期缉获。

上海县知事、地方检察厅悬赏缉捕凶手。

黄兴、陈其美又函致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托他密捕，如能破案，赏酬劳一万元，沪宁铁路局也悬赏五千元。

上海的所有巡警全体出动，日夜侦缉。

上海警察厅、英、法租界巡捕房派出警察和巡捕调查凶手。

不久。

便探出踪迹。

原来，宋教仁在沪宁医院时，曾收到一封很奇怪的信，是从上海本地寄出，信外署名是铁民自本支部发。

信内全是讥嘲辱骂宋教仁的话。

二十三日晚上，正是上海租界最热闹妓院迎春坊，突然来了一群巡捕将迎春坊团团围住，上海英租界总巡捕罗斯和总探长阿姆斯特朗，带着几名巡捕径直走到著名艺人李桂玉妓馆门前站住。

让一个穿西装的人进入妓院，大声呼问：夔丞兄，夔丞兄在吗？。

妓院老板听到呼喊夔丞兄三字，连忙问道：先生来找应老爷吗？来人点头称是，妓院老板笑着说到：应老爷在楼上喝酒喝的正高兴呢。

来人不等妓院老板说完，便大踏步上楼，大声喊道：老应，应夔丞！楼下有人找你？

座上立即有人站起说道：什么人找我？

此人年约四十余岁，面带酒容，隐含杀气。

说着便下楼，刚走到门口，总巡捕罗斯等人已经进入院内，罗斯开口问道：你就是应夔丞？给我带走！旁边的巡捕立即上前将应夔丞抓住，反手押起，押到英租界巡捕房。

应夔丞，又名应桂馨，浙江鄞县人，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

在当时的上海滩大名鼎鼎，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辛亥革命时攀附中国同盟会，曾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

不久，因工作不力，被孙中山撤职。

之后，投靠袁世凯，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给了应夔丞两顶官帽，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上海巡查长。

宋案发生以前，他曾委托一名叫王阿发的古玩贩子暗杀宋教仁，并承诺千元酬金。

王阿发是一个小商贩，并不懂暗杀，当即拒绝了此事，但心中又艳羡那酬金。

一天，在一客栈，王阿发巧遇朋友邓某，便谈及应事。

不料，两人密语时，被客栈老板张某听见。

张老板正好认识几个国民党人，于是赶紧跑去通报。

于是邓、王二人被抓。

王阿发被捕后，立即招供，将应夔丞要他刺杀宋教仁一事供述。

并称自己当时就拒绝此事，并未参与。

国民党人将王阿发等人移送法租界巡捕房。

于是，才有了妓院抓捕应桂馨的一幕。

再说应桂馨被带到英巡捕房后，并没有人找他问话，冷清清地坐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总巡捕罗斯亲自押着应桂馨，会同法捕房巡警一起前往应公馆搜查，因为上海新北门外属法国租界，所有案犯都归法巡捕房收押，如果英总巡去应家搜查，必须会同法捕房巡警通往。

到了应桂馨家门前，罗斯命数名巡捕先行把守大门，其余的入室检查。

结果，搜出许多公文信件，全都搬入箱内，由罗斯亲手加封，移解巡捕房。

随即，罗斯等人又发现，应公馆内除了家眷外，居然还有好几位客人。

一位身穿男装的女人，和一位身着时装、口操山西口音的外乡人引起了罗斯的注意。

二人看起来形迹十分可疑。

于是，罗斯决定将所有男人押到法捕房，所有女人临时关押在公馆楼上的一间小房间看管起来，派安南等巡捕负责就地看守。

应公馆的男客到了巡捕房后，罗斯立即派人到沪宁车站找到当时值勤的警察，据说他曾见过凶手面目。

警察来到捕房后，将所拘人犯逐一辨认，当看到身着时装、口操山西口音的外乡人时，不禁大声说道：就是他！就是他！

口操山西口音的外乡人自称名叫武士英，山西人，曾在云南充当管带。

后离开军队，来到上海，武士英称，因过去与应桂馨素来认识，特地探望，并没有参与暗杀等事。

这样的辩解，巡捕房怎么可能相信？立即将武士英单独关押起来。

但武士英既是凶手，为何没有逃匿，反而在应公馆住下来呢？

巡捕房调查：原来，武士英受应桂馨指使，枪杀宋教仁后逃回应公馆。

应桂馨非常高兴，于二十三日晚，邀请武士英等人到上海著名艺人李桂玉家饮花酒。

席间招来几个艺妓侍宴。

艺妓胡翡云也来陪酒。

胡翡云与应桂馨，二人关系异常亲密，情同夫妻。

胡翡云就是那个在应公馆穿男装的女人。

应桂馨曾答应带胡一起去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做官享福。

应桂馨被带到英巡捕房逮捕后，没几天，法租界总巡捕又带着三名洋巡捕、四名华人巡捕和一名国民党要员，再次到应公馆搜查，竟然搜出一把五响手枪。

枪内尚存子弹二枚，拆验枪弹，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相同，至此，宋案主凶已经罪证确凿，无从抵赖了。

当天下午，由法租界副领事、英租界副领事，会审讯员关炯之、城内审判长王庆愉共同审案。

武士英起初不肯供认，经审问官婉言诱供，武士英才开始坦白。

自称武士英的人，真名叫吴福铭，山西人，曾在贵州一学堂读书，后来投入云南军队，被裁后来到上海。

一天，在茶馆饮茶，遇到云南人陈某，两人寒暄之后，陈某邀武士英加入共进会，武士英大喜。

晚上，陈某告诉武士英，应桂馨会长想办一人。

陈说：‘这人是无政府党，共进会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所以想除灭那人，并非有什么个人冤仇。

武士英起初迟疑不决。

第二天，陈某带武士英到应公馆去拜见会长应桂馨，应桂馨又提及此事，应桂馨当面要武士英充当杀手，并说只要击毙此人，便可名利双收，于是武士英便答应了。

之后，应桂馨给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

安排陈某到火车站提前买了三张月台票。

次日，武士英、陈某等人来到上海火车站。

刚进火车站，宋教仁、黄兴等人就已经到了，姓陈的指着宋教仁的身影，对武士英说：记着按个人，他就是你要击毙的人。

武士英供称：宋教仁从招待室出来走到半途时，他朝宋教仁开了一枪，随即，武士英就往外逃。

因怕被逮住，武士英又朝天放了两枪。

逃出车站后，武士英就直接回到应公馆。

进门时，陈某已经先行到达，陈某对武士英说道：‘如今好了，你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

应桂馨也不停地夸武士英毕竟军人出生，非常能干，应桂馨承诺将送武士英出洋游学。

随后，武士英便把手枪退还。

审问官又问道：你行刺后，他们是否给你酬劳？武士英回答说：当时曾答应给我一千大洋，但我只拿到三十元。

问官又问道：姓陈的哪里去了？叫什么名字？武士英答道：名字已不记得了。

他的下落，我也不知道。

于是把武士英带回巡捕房。

过了一天，再次提审武士英。

然而，武士英却推翻了原来的口供。

称的口供与应桂馨只见过一面，刺宋一事都是陈某教唆的，与应无关。

审问官问陈某到底叫什么名字，武士英也推翻之前不知道陈某名字的供词，说陈某叫陈玉生。

应桂馨被押回巡捕房的第二天，法租界巡捕房罗斯禀请英副领事，会同审判员聂榕卿开特别公堂审问，并命王阿发与应桂馨对质，但应桂馨一味狡赖。

英副领事只好将应桂馨押回，等集齐证据再审。

江苏都督程德全亲自赶到上海，与黄兴等商量办法。

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听说此事后，立即乘船赶回上海。

大家聚在黄公馆中，日夜研究。

陈其美问程都督：应桂馨自称江苏巡查长，当初是否由你委任？程德全道：确有此事。

黄兴插口道：程都督为何委任他呢？程德全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唉！这是内务部洪述祖所保荐的。

黄兴点头道：洪述祖？他是内务部秘书，他不仅是袁世凯的铁杆，还是老袁第六妾之兄。

看来，这案的主犯还不止一个应桂馨呢！

程德全说：要彻底清查，免使宋先生含冤。

黄兴道：但望都督能如此秉公，休使元凶漏网，我当为宋先生拜谢。

说着，便起身向程德全鞠躬。

程德全慌忙答礼，彼此又细谈多时，决定由陈贻范致函各国总领事和英法领事，

此案发生地点在沪宁火车站，地属华界，所获教唆犯及实行犯均系华籍，应由华官提讯办理，请指定日期将所有人犯、各项证据解交。

英领事看函后也表示同意，但因目前证据尚未搜集齐全，羽党尚未全部抓获，要等案件有眉目时才好转送中国法庭办理。

陈贻范无奈，只好耐心等待。

法领事以应桂馨所住文元坊属法租界管辖为由，认为提审应的地方应在法租界。

英领事不同意，说抓获应的地点在英租界，必须在英租界审讯。

最后，双方决定由英、法共同审理。

法领事将凶犯武士英转解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听候审判。

应桂馨仗着外面的爪牙，暗中疏通人脉，并请了三位洋律师替武士英辩护。

宋教仁的叔叔宋宗润也从湖南赶到上海，也请了两名洋律师为侄儿申冤。

在审判席上，原告、被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原告只想赶紧定案，被告只想拖延。

就是应、武二犯也是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没有一致的口供。

应桂馨千方百计找人给武士英传话，叫他承认杀宋教仁是武士英自己的意思，并以巨额存款作为事后奉赠。

于是，武翻去前供，一口咬定杀宋教仁是自己的意思，并说他与应根本不认识，前天去应家，只是为了和陈玉生会面。

当被问及在应公馆查获的手枪时，武竟然回答说，那不是他的手枪，他的曾有七发子弹，已抛弃在车站旁草场上。

问他为什么杀宋，他说，宋自尊自大，想做国务总理，甚至想做总统。

若不除他，定要发生更大流血，扰乱秩序，我为四万万同胞除害，所以杀死他。

审讯员见他如此狡辩，只好转审应桂馨。

应更是荒诞，将自己罪名推得干干净净。

程德全、孙中山、黄兴等人只好向法捕房索取应公馆被搜文件作为书证，法捕房却不肯交出。

之后，从法捕房传出消息，应公馆抄出的文件中，有很多与洪述祖的往来信件。

此时，程德全都督会同应德闳民政长又从电报局调取应桂馨送达北京的电稿，并一一校译。

发现应桂馨不但与洪述祖有电报往来，还与国务总理赵秉钧频繁通信，电文多为密码。

程、应两人又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一起研究，将密码中的语意破得七八分，于是电致内务部，请求拘留洪述祖。

谁知洪述祖已闻风而逃，程都督只好电呈袁世凯，请他下令严拿。

袁世凯居然也下令地方官严拿！

此时，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和工商总长刘揆一声称来上海调查宋案。

二人匆匆南下，刚到几天。

刘揆一与孙中山、黄兴见了一面，孙中山要刘揆一秉公调查，然而刘揆一又突然返回天津，后就称病辞职。

此时，刘揆一已洞悉宋案真相，不愿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中再做事，以此托故求归。

之后，都督程德全应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要求，屡次与领事团交涉，要求交出凶犯及所有证据。

北京的内务部、司法部也电饬英法交涉，要求将此案移交中华民国处理。

英、法两领事只得按照惯例将全案人犯、证件移解，由上海检察厅接收。

谁知才过了几天，还没经上海检察厅审讯，凶手武士英竟在监狱里服毒自杀。

上海《民报》等报纸质疑武士英遭人胁迫而自杀。

程德全都督与上海检察厅厅长陈英，连日检查应桂馨的文件，并电请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设特别法庭，审讯案犯。

但该要求被司法部驳回。

陈英将驳回一事向孙中山、黄兴等人汇报，于是，孙中山便请程、陈两人将应桂馨函件中最重要的，有关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的密电载入呈文，电请北京政府批准设特别法庭审理。

谁知这电文去后，不仅袁世凯没有复电，连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不作答复。

于是，上海审判厅开庭传讯应桂馨，应犯仍一味狡赖。

此时，双方所请律师都已改为中国人，原告律师金泯澜要求洪述祖、赵秉钧两人来上海对簿公堂，称这样才能水落石出，洞悉真实案情。

但当检察厅特发传票，令洪、赵两人来上海质审。

可是洪述祖已逃到青岛，而于一国总理赵秉钧，却拒绝前往对质。

这时，举国纷纷追悼宋教仁，各地挽词、演说等大多痛斥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而上海的各报纸也连日呼吁弹劾洪、赵二人及袁世凯。

在民情和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被迫辞去国务总理职务。

至此，上海检察厅宣布：除应桂馨仍羁狱之外，其余受牵连的人经审讯后，只要是无辜的，一律取保开释。

宋案于是就这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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