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人眼里，仁宗统治时期的太平盛世，远超被现代人推崇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这不是说说而已，有实力摆着呢！ 仁宗时期，商业发达，经济繁荣，GDP在世界上的占有量达到了70%，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是盛唐时的4.5倍。

文化发展更是到了鼎盛，唐宋八大家，宋人占六位，而这六位都出于仁宗当政时期。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清平治世的仁宗时代，却发生了一件与光鲜外表极不相称，让人大跌眼镜，甚至匪夷所思的叛乱事件，事起一个普通士兵杀死了他的上司。

这个士兵叫王伦，不是梁山落草、被林冲火并的白衣秀士王伦，也不是北宋末年的卖国贼王伦，它是被贴上起义领袖标签的王伦。

庆历三年五月，士兵王伦因为积怨杀死了自己的上司巡检使朱进，纠结四五十人反叛了，先后占领了河州、密州、 青州，又攻下了泗州、楚州、真州、杨州、泰州、高邮。

到高邮时，王伦公开穿黄衫，一起杀人案件几十天内便演变成了一场反政权的叛乱。

至到当年七月，才被朝廷剿灭。

这场叛乱暴起京东，转攻准甸，横行千里，庞若无人，最初时仅四五十人，最多时也不过二三百，却转战数十州，如入无人之境。

最不可思议的是，王伦叛军所过之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地方官，有的关起门来不抵抗，有的还去赴王伦的酒宴，被夺衣甲。

敛物相送、望贼奔迎，献兵甲、同宴饮，甚至成了地方官对付反贼的常态。

而且盗贼、叛乱并非王伦一家，仁宗统治期间，大小盗贼猖獗，各种叛乱层出不穷。

就在王伦转战千里时，以张海为首的反贼，竟然在邓州礼遇顺阳县令的款待，县令敲锣打鼓敞开城门迎接他们入县城赴宴，还被留宿县厅，恣意劫掠。

到底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这些奇葩行径？ 01、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是根本原因 赵匡胤夺取政权后，担心地方兵权对中央形成威慑，不仅削弱了地方的权力，还收了地方的精兵，甚至地方城防都不敢加固。

到仁宗时，江浙、荆淮、湖广等地处处无军，城垒不修。

京西路的金州，在庆历三年时，全城仅有24个士兵。

如此薄弱的兵力之下，十几个拿起锄头就能造反，何况士兵出身的王伦还纠结了几十号人马。

02、官员论资排辈引发的不作为是直接原因 北宋用官采取的论资排辈制度，只要不犯错，提拔早晚都能惠及每个官员。

这种方法表面上看似公开公平，蛋糕均分，利益均沾，也避免了买官行贿。

但是，却助长了苟且偷安、上下纵容的不作为风气的盛行。

对于地方官来说，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也就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03、仁宗的过度宽容是诱因 不斗敌 是因为没有斗的强大资本，是不敢斗。

但也不至于公然迎奉盗贼，甚至款待盗贼在规格上一个赛过一个。

这种不作为也太过头了，简直是旷世奇闻，难道就不怕朝廷对他们严惩。

其实，不怕就是因为没有严惩，官员们都摸透了仁宗宽容、优待士大夫的性格。

试想，盗贼攻城，如果在兵不强、器不利的情况下出城征讨，极有可能战败身亡。

如果闭城不斗敌，在仁宗宽容仁厚的指导思想下，极有可能免于处罚。

于是，为了让盗贼快快出城，竟然出现了迎接入城、讨好宴请、礼送出境的丑态。

王伦事件结束后，朝廷有官员提出严惩不作为地方官的建议，但是在仁宗倡导的宽容理解氛围中被人敷衍过去，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有牺牲的危险;不作为，相安无事。

有哪个地方官会把平叛盗贼当回事？会为地方的损失而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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