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学者葛金芳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原始工业化。

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

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宋代发生了一场煤铁革命，而英国要到十六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

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

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 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开发具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

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可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 但对寺观、祠庙、公宇、民居、坟地及近坟园林下面的矿产，不许报矿，即使报矿，政府也不得开采。

由于政府采取积极的矿产开发政策，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监务矿井，殆几万计 。

宋朝的矿场多实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 ，矿坑开采出矿，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其余的产品可自主销售，利归自己。

这叫做二八抽分，无疑是一项可以激发民间采矿积极性的制度，北宋矿冶业的繁荣应归功于此。

坑冶，利之所在，有矿苗去处，不待劝率而人自寻逐矣。

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藉官中应付，令烹炼到银铜入官 。

矿冶业以诱人的收益，吸引了无数的冒险家、游手，有些矿山居然聚集了十余万人，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筭，常十余万人采凿 ; 韶州岑水聚浮浪至十余万，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 。

为防止民间私铸铜钱，宋朝要求矿坑的铜由官方收购，但由于韶州的铜产量太大，地方政府居然缺乏足够的本钱来收购。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即使是没有本钱的平民，也有机会承包到矿坑。

那些搜寻矿苗的人，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居然大多数都不带本钱。

那么开矿的本钱从何而来？由政府提供贷款，一行用度，以至灯油之类，并许召保，借支官钱应付。

候烹炼到宝货，先行还官钱，余充课利 。

意思是说，矿冶户若无本钱，可向政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为鼓励民间贷款开矿，政府还承担了放贷的风险：若开采不成，及无苗脉，或虽有而微细，其所借官钱并与除破，即不得过三次 。

矿冶户如果采矿失败，可不用偿还贷款;只是三次开采失败后，即失去贷款资格。

后来政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政府与矿冶户之间，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政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

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显然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矿业经济的兴趣。

曾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说：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

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

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 。

宋明政府，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

跟明代政府不一样，宋朝政府对发展手工业、工商业表现得兴致勃勃，除了积极采矿，还在京师及各州县设立了无数个官营手工业场，包括铸钱监 铸币厂、军器作坊与作院 兵工厂、盐场、盐井监、酒务 酿酒厂、曲院 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 粮食加工厂、茶磨 茶叶加工厂，等等。

这些官营手工业场雇佣的工匠，多者达数千、上万人;制造出来的产品，也不仅仅用于政府消费，还投入市场，使得这些手工业场具有了企业的性质。

这也符合原始工业化定义的标准之一：为市场而生产。

宋代官营手工业虽然发达，却不是独霸天下，民营的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气象，并且在矿冶、陶瓷、纺织、造纸等行业抢占了主导地位。

北宋时，梓州有机织户数千家 ，学者估计当时全国机户当在十万户上下，许多机户还雇佣有织工;徐州附近的利国监，有三十六个民营矿场，矿主皆大家，藏镪巨万 ，各自雇佣了一百多名矿工采矿;四川的民营企业家开凿卓筒井制盐，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 。

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津津乐道的雇佣劳动，其实早在北宋时已经相当常见。

民营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显然要优于官营手工业。

如宋代的造船业，当以福建最为发达，而福建的造船业几乎是民营造船厂的天下，官营造船厂并不兴隆，造出来的船只也不如民间造船的精致。

又如宋仁宗年间，开封商人杜升、李庆等六家工场承包了晋州的炼矾业，从晋州的官营矿场购买生矾，运至京师汴梁，煎炼成熟矾出售，生意做得红火火。

河东路转运司眼看着煎炼熟矾这门生意很赚钱，便在晋州官置锅镬，自煎熟矾，成立官营炼矾工场 炼矾务跟民营企业家争夺市场。

官方的染指虽然导致杜升等六家炼矾工场积压矾货，出卖不行，但民营企业家无疑更熟悉市场，几年下来，几乎将官营的炼矾务打垮：庆历元年至三年，杜升等六户的纳税额分别为十一万贯、十四万贯、十五万贯;而晋州官营炼矾务的年收入只有五万七千贯、四万二千贯、四万七千贯。

可惜后来宋政府为挽救亏损的晋州官营炼矾务，决定收回六家民营炼矾工场的承包权，煎矾锅镬家事纳官，今后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晋州炼矾务一面重煎，收办课利，由晋州炼矾务垄断经营炼矾业。

杜升、李庆等六户不服，联名起诉河东路转运司，要求河东路转运司停止侵权行为。

欧阳修奉旨调查这一纠纷，认为河东路转运司违约在先，官自炼矾出卖，见一时之小利，致经久之难行。

因此，他反对将炼矾工场收归官营，建议官罢自煎熟矾出卖，只令杜升等六户，依旧管认年额 承包额 ，由六户继续承包晋州的炼矾业。

却不知欧阳修的意见是否获朝廷采纳。

但民营手工业的势头已不可遏止，成为推动宋代原始工业化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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