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唐宋盛世，而南宋的覆灭则为这段辉煌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后人看来，南宋是一个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文人雅士、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岳飞、辛弃疾等文人名将。

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是就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竟也走向了凋零的结局，是内忧？还是外患？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南宋的落幕

南宋开庆元年，蒙古大军分兵进攻南宋，大汗蒙哥率军攻略四川；宗王忽必烈南下江汉地区。

当年秋天，忽必烈率军兵临鄂渚。

正当蒙古人面对滔滔江水，苦于缺少船只之际，值沿江制副征鱼湖利虐甚，渔人献舟于北，幸运地于九月初三的夜间顺利渡江抵达江南，进围鄂州。

这场鄂州之战，蒙古铁骑攻势凌厉，差点撕裂南宋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撼动南宋王朝的根本。

好在南宋军民苦苦支撑，忽必烈又获悉蒙古大汗已经在四川战场上阵亡于钓鱼城下，欲率军北返争夺汗位。

南宋统帅贾似道趁机与忽必烈战场媾和，以缴纳岁币粮帛的条件，换取了蒙古军撤围而去。

事后，或许是为了摆脱清流党议的职责围攻，亦或许是借助这场功劳巩固和扩张权势，贾似道将一场势均力敌的攻防战张扬成了鄂州大捷，大肆宣传，将自己塑造成再造南宋的功臣。

南宋朝野亦上演一场热闹非凡的中兴大戏。

谎言终究有被戳破的一天。

景定元年四月，蒙古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出使南宋，要求履行在鄂州城下议和条件。

贾似道害怕自己阵前私自媾和的事情暴露，进而戳穿鄂州大捷的真相，下令扣留郝经一行人，对外宣称并未接待所谓的蒙古使团。

这一做法招致了严重的后果，为日后元军大规模南侵递上了正当借口。

更严重的是，贾似道讳败为功的表演，拖延了南方重建长江防线、抓紧备战的步伐。

南宋在政治上、战略上更加被动。

鄂州大捷是南宋灭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常为后人与襄阳之围崖山海战等相提并论。

它暴露出了南宋王朝文恬武嬉、战略失误、人心涣散、军备羸弱等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南宋晚期才暴露出来，而是伴随这个王朝始终。

南宋的政治基因

南宋肇建，是在北宋暴毙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的。

立国之君宋高宗赵构的继位，是一次侥幸，是在金军的紧追威逼之下仓促登基的。

赵构手腕有余，胆魄不足，虽然勉强营造出中兴的局面，但无力也不想恢复北宋旧疆。

从赵构定都临安（杭州），而非定都条件更好的建康（南京）就是一个表征。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

开国君王的气质和品行，基本奠定了一个王朝的政治基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王朝的命运，赵构的言行也是如此。

南宋开国之初就没有树立刚正果毅的气质，没有制定治国图强的国家战略。

这个王朝一开始就是文艺而保守、繁华而柔弱，以及逃避现实的。

在这种气质和氛围之中，南宋初期尽管名将辈出—如韩世忠、岳飞、吴阶等人，却注定不可能得到重用，北宋旧疆注定不可能恢复。

岳飞的悲剧，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可以说，南宋的长远发展注定岳飞必须死。

赵构最后用秦桧求和，秦桧也不过是王朝的工具，幕后主使是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宋高宗赵构。

南宋对峙的格局形成后，虽有反复但都没有改变大势。

高宗之后的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但没有北伐的实力和将才，所以中原可望不可及；宋宁宗时期，南北对峙愈发稳定，加上南方奸臣先后专权，前有韩佗胄，后有史弥远。

党同伐异，南宋政治趋于黑暗；金朝国势渐衰，备受崛起于北方的蒙古人的攻击。

蒙古人联系南宋共同攻金，南宋君臣竟然制定联蒙灭金的错误战略，且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堪一击。

此时，南宋的积弱之势已无法挽回，灭亡在所难免，出现鄂州大捷的丑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往讨论的南宋灭亡之因

梳理完南宋灭亡之势，后人还进行了专题剖析。

比如在经济领域，南宋财政开支越来越沉重、税役制度却愈来愈败坏，朝廷及官员的横征暴敛又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局面。

延续自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南宋一样没落，而且发扬光大。

仅就兵制而言，南宋继承了荒年募兵消灾、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端，则兵愈多，而国势愈弱。

在宋元战场上，宋军往往不战自溃，投降将军前赴后继。

再比如，南宋遗民即指出奢侈浮华之风是南宋灭亡的潜在因素。

宋室南渡后，士大夫们苟且偷安酣于享乐，沉迷于江南山水之间、流连于亭台楼榭之中，疏忽国事、毫无进取之心，以致国家腐败孱弱。

他们对国家安全的最大考虑，就是寄希望于长江天险能保住偏安局面。

还有人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南宋的衰亡，从战和不定到联蒙抗金，再到战略摇摆，都表明南宋没有整合资源转化为有效国力的国家战略。

有关南宋灭亡原因的探讨，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同时代的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有的从君臣责任方面探讨，有的从制度层面探讨，有的从军事角度探讨，还有的从社会道德和学术风貌方面进行了探讨，各有各的道理。

然而，对任何一方面覆亡原因的强调，我们都能够在历史上找到反例，表明对它的强调并不能解释王朝的必然灭亡。

认为南宋军事软弱，在南北对抗中实力不济导致王朝覆灭的观点，似乎最有市场。

可是实力虚弱未必导致王朝覆灭。

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皇权急剧衰落，朝廷能够掌握的军事实力只有北门禁军和少得可怜的南衙金吾卫官兵，后期更是收缩为禁军中的神策军。

即便这点少得可怜的家底，也受到宦官干政、朋党相争的削弱。

大唐的皇帝在强藩重镇眼中，与长安刺史无异。

即便如此，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依然维持了150年的统治，其间出现了元和中兴、收复河西等回光返照，且对抗住了回鹘、契丹、吐蕃等周边民族的战争。

可见，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强弱，并不能成为王朝倾覆的主要考量因素。

认为南方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是导致南宋末期从被动挨打到屈辱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历史上也有反例。

典型的比如北宋的灭亡。

从宋徽宗的大兴土木到日后的《清明上河图》，都显示北宋末年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相反市场还相当繁华，人民生活并没有陷入困顿。

可是，北宋依然轰然倒塌，为金军摧枯拉朽般灭亡了。

可见，经济问题也不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

同样，将南宋灭亡归咎为民族问题、政治腐败等，也都会能从古代历史中找出反例。

跳脱出具体因素的考量，我们从更宏观、更宽广的角度思考王朝兴亡，会发现上述思考或多或少受到了现代国家理论的影响。

现代政治学是在西方话语体系的巨大影响下发展成熟的。

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扎根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社会变迁和思想观念，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概念，具有浓厚西欧历史烙印。

这种思想理论在解释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解释国际政治演变时是可行的。

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变迁，与西方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古代占据国家形态主流的一直是具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为特征的王朝国家。

古代中国走的是一条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

套用近代以后产生的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王朝，视角是错位的，解释力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以王朝国家概念考量灭亡之因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提出了解释古代国家形态的王朝国家这一概念。

最早见于李鸿宾在2004年发表于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王朝国家体系的建构与变更—以隋唐为例》一文。

那么，什么是王朝国家，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存在什么异同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现海认为：所谓王朝国家，是指在近代以前，不同文明先后涌现出众多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庞大帝国，既在明确的国家疆域内建立起坚实的国家体制，又努力构建辐射广大，甚至普天之下的王朝体系，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内外既合为一体，又有分别的国家形态。

在李鸿宾看来，王朝国家具有三项特征：疆域与人口的内外圈层式地分布，其构造虽纷繁复杂，但内外互为依托的结构性特征颇为明确；人群的组合决定了地域构成，简单地说决定王朝疆域的不是领土，而是认同统治的族群；人群、地缘内外之密切组合，国家权力有针对性地行使。

中国古代王朝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变化主要取决于朝廷治理能力的大小，聚焦于朝廷与周边势力的博弈。

借用国际政治概念，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是国家形态和王朝体系的结合体，它包含了民族国家、区域国际秩序和古代东亚地域圈层结构三个层次，依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共同文化价值来凝聚各个方面。

王朝国家的维持与运行，自然也是与西方民族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

王朝国家一方面具有整体性的发展优势，但另一方面长期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与对立，通常情况下最外侧圈层（边疆地区）成为威胁王朝稳定的主要历史爆点。

为了维持体量庞大、内部复杂、发展不均衡的王朝国家，古代朝廷面临的形势更复杂、面临的问题更严峻。

如果说欧洲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需要考量个位数因素的话，中国的王朝国家需要考虑双位数的因素，甚至有时个别因素的急剧变异可能导致王朝的轰然倒塌。

以严格的标准衡量，宋朝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王朝国家，而只是王朝国家的一部分，或者说王朝国家演变的过渡阶段。

它先后面临辽朝、西夏、金朝、元朝等竞争对手。

两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长期占据王朝国家的核心区域，掌握文化价值观的优势。

可是北宋依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王朝国家，南宋更加不是。

两宋时期，古代中国处于政治中心移向东北，经济中心迁向江南的关键性变革。

隋唐继承的是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的统一路径和治理思路。

这种立足关中、统摄山东、控制江淮的统一和治理模式，因为长期以长安（短期包括洛阳）为核心，可称之为大一统治理体系的长安模式。

晚唐时期，政治经济双中心所在的关中地区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江南，政治中心经过在开封的逗留（北宋时期），最终稳定在北京（元明清时期）。

这种以北京为根据地与核心的模式，可以称为中国大一统治理体系的北京模式。

此模式下的政权立足华北，并吞山东、关中，由北向南实现核心区域统一，再辐射四周，融合农耕和游牧文明。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相互作用，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是北京模式的根本表现和基本格局。

元明清的大一统治理都采纳北京模式，新的王朝国家只有统摄南北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充满差异的广袤地区和人群。

放在王朝国家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中，两宋的灭亡是双中心转化的客观结果。

南宋已经失去了王朝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占据中心的金朝没能统筹各方资源，完成新的王朝国家的建设。

这个任务最终由元朝完成了。

南宋幻想偏安东南一隅，注定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

而它又不具备全占核心圈层（如北宋一般）的能力，更不具备超越北宋，建立跨越农耕和游牧区域的庞大王朝的雄心、气质和实力，最终只能成为新的王朝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猎物。

结语

时下有关南宋灭亡的讨论，经常会出现两个误区。

一个是将经济中心或者文化认同与王朝国家的发展大势混为一同，以偏概全。

另一个是生活在当下民族国家时代的我们，看待古代历史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将民族国家的某些认识混同其间，甚至以今度古，造成混淆。

两者都无益于我们正确认识南宋历史。

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任何简单地、线性地看待历史，或者以善恶、黑白的两分法看待历史的言行都是不可取的。

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和变化性，重返历史现场，进入历史情境，而不是用当下的知识和经验去揣测历史，更不是照搬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才能更准确的溯源归因。

新兴的王朝国家概念不仅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历史的一个新思路，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一个新方法、新视野，对我们分析王朝命运大有裨益。

南宋灭亡，就是一个比较研究的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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