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国过程中运用了大量法家思想来治国，这一点广为人知，例如嬴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制度，用法家集权、法治思想控制社会等，但鲜为人知的是秦统一中国前后还运用了儒家思想，虽然秦有焚书坑儒之举，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秦排斥儒家学说，笔者认为秦统一中国前后兼用了法家、儒家思想。

上图_ 秦时期全图

一方面，秦统一中国运用了法家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说到法家思想与秦的关联，我们第一印象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在秦孝公时期，诸侯卑秦，孝公决心变法强国，下诏求贤，于是商鞅入秦，商鞅用他的强国之术获得了孝公的青睐，在秦孝公支持下，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以法家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促使秦最终从七国中脱颖而出，统一中国。

而法家思想也在秦国崭露头角，这时候的秦国以重刑治国，严格推行法治，燔诗书而明法令，反对儒家的道德礼教，儒家思想此时在秦国处于没落阶段。

上图_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

秦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嬴政着手制定了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制度，以此强化君权，稳定统治，种种集权、专制措施使得法家思想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儒家思想则被压制。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在咸阳宫酒会上，儒学博士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儒家学者提出了分封诸侯的想法，法家学者李斯对此则坚决反对，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治国方法，提倡师古会祸乱百姓思想，嬴政最终同意了李斯的建议，于是焚书事件发生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许多经典被付之一炬，嬴政由此加强了思想控制。

其后又因为卢生、侯生等人非议嬴政求仙问药之事，嬴政命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被坑杀的人中就包括许多儒生，儒家又历经一次浩劫。

上图_ 焚书坑儒画像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秦统一前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已经影响到了秦国。

商鞅变法会给人一种刻板印象，秦是仅借助法家思想就最终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但是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颇深，儒家思想对秦统一也产生了影响。

秦人先祖因善养马而被为周王室封于秦地，后来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受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诸侯国，秦国必然受到了周朝礼乐制度的影响，加之身处西陲，秦人对中原诗书礼乐颇为倾慕，政治上采用的是儒家学说。

上图_ 秦襄公嬴开（？—公元前766年），嬴姓赵氏，秦庄公次子

从秦统一到始皇三十二年间秦的治国思想是儒法并用。

秦统一后，国家形势发生变化，稳定统治成为了首要任务，秦吸收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并对法、儒思想加以融合运用。

秦刚统一时，不仅施行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还运用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教化天下，因此秦统一后存在过一段儒法并用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秦朝出现了比较罕见的为政缓和阶段，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在这之后，秦统治政策发生变化，因秦朝内兴功作，外攘夷狄，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大量征发徭役，法家思想再次受到重用，儒家思想被抛弃。

始皇三十四年后，焚书坑儒事件虽使儒家学派遭受重大打击，但儒家思想仍然存在，并没有完全消失。

上图_ 泰山刻石 拓本 （部分）

其次，在秦统一后的施政措施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儒家思想的踪迹。

儒家学说宣扬忠孝仁义和社会等级，这利于维护皇权，强调以德治国，这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

所以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

嬴政在《泰山刻石》中说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人以仁贵贱分明，《琅琊刻石》中说圣智仁义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刻石中的礼、义、忠、孝和等级秩序等思想都是在宣扬儒家道德教化理论。

秦甚至在民间基层政权专设三老，以掌教化。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秦王室贵族也深受影响。

如公子扶苏的师父是著名的儒家学者淳于越，扶苏本人也倾向儒家理论，他曾替要被坑杀的儒生们求情，他为人宽仁孝顺，以致在收到赵高矫诏时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随即拔剑自刎，没有听从大将蒙恬的劝告。

甚至连公子胡亥在一开始也不愿矫诏自立，他认为这样是不义不孝之举，可见儒家道德思想对秦上层统治者影响颇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行事准则。

上图_ 扶苏（？~公元前210年），嬴姓，名扶苏，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人

再者，我们从出土文献记载也能发现秦在统一中国前后运用儒家思想的痕迹。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一篇名为《为吏之道》的文章，其主人公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死于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时间跨度上位于商鞅变法与焚书坑儒两个事件之间，主人公喜是秦基层小吏，他亲眼见证了秦统一历程并记载了有关制度信息，因此它是探究秦统一前后统治思想转变的重要文献资料。

《为吏之道》记载了秦官吏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例如官吏要为官廉洁、为人正直、宽裕温良，同时还要忠诚守信、尊敬上级，同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也与儒家的义利观相符，以上各种对秦官吏的道德规范要求都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思想，这件出土文物有力地印证了秦统一前后实际运用了儒家思想来管理官员，加强统治。

上图_ 云梦睡虎地秦简 部分）

总体而言，在秦统一中国前后，法家思想虽然占据着主要地位，但儒家思想也在多方面影响着秦统一中国进程，这个时期儒法并用是秦治国的基本特征。

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秦统一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两者地位随着秦统一前后的形势变化呈现出动态升降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秦统一依靠的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嬴政还借用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来为秦朝取代周朝寻找法理依据。

因此各种思想都是秦统一中国的工具，只不过他们之间有主次、先后之分而已，秦统一中国兼用了法、儒思想，因时而变，始终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

上图_ 秦律是中国秦代法律的总称

秦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大都是以儒、法结合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儒家强调以德治国，重道德教化，是内在约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重刑法，依靠威严、法治控制社会，是外在约束，两者需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有效稳定社会。

对于这一点，历代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赞同并予以沿用。

参考资料：

［1］司马迁 《史记》

［2］班固 《汉书》

［3］田慧 《以＜为吏之道＞为节点探析儒法思想在秦统一前后的动态变化》

［4］高兵 《秦前后期统治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5］田延峰 《秦思想研究——以秦统一前的思想发展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