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宝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一个曾经横行东北、南下广州、惊动公安部的悍匪，一个有着六个女人和无数故事的匪王。

他是怎样从一个农家子弟走上犯罪之路的？他又是如何在警察和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屡次逃脱和反击的？他最终是如何落网和走向刑场的？本文将为您揭开崔宝纯罪恶的一生。

从农民到犯罪分子

崔宝纯出生于辽宁锦州郊县（现义县）康屯村，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他自小就好勇斗狠，喜欢与人打架斗殴，周围的同龄人要是与人发生什么矛盾，他往往会代为出头，因此渐渐就树立起了威信，在一群孩子中属于核心。

崔宝纯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到附近的煤矿当了一名工人。

他在工作中表现出了不错的能力和魄力，但也因为与领导发生过冲突而被辞退。

后来他又到铁岭市物资供应站做了一名司机，并结识了贾志兰这位生意场上的女会计。

贾志兰对崔宝纯十分欣赏，并想利用他为自己卖命。

她给崔宝纯提供了房子、户口、女儿等诱惑，并让他跑信息、做生意。

然而，这些都不能满足崔宝纯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

他总想一夜暴富，成为人上人。

他以张作霖为榜样，想建立自己的军事制度。

于是，他开始涉足赌博、贩毒等黑色产业，并结交了一些不良分子。

1983年9月15日晚上，在锦州市郊区康屯村附近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件：两名男子持刀抢劫并杀死了两名骑摩托车回家途中遇到雨停留在路边遮雨棚下休息的两名男子，抢走了他们的摩托车和现金。

这两名凶手就是崔宝纯和他的同伙王某。

这是崔宝纯犯下的第一起杀人案件，也是他走上犯罪之路的开始。

崔宝纯在辽西地区作案后，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为了逃避追捕，开始流窜全国各地，使用了二十多个假名，从不露出真姓实名。

他有时候在天津作案，下一个案发地点就发生在长春，随后就在辽宁，这导致警方抓捕就更加的困难。

崔宝纯不但作恶多端，思想上也是有一点扭曲，他的偶像是民国时期的张作霖，妄图向他学习娶六个老婆。

虽然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六个老婆，他的情妇还是相当多的。

他还貌似很享受这种作案逃跑的感觉，他还自称自己是南征北战的将军。

1988年初，崔宝纯来到了广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女人为诱饵的假公司。

他以官商面貌出现，在豪华的大宾馆里指挥东北虎帮。

他在广州连续作案13起，其中最惊世骇俗的一起是趣园楼凶杀案：他和同伙白铁将一个叫薛爱娟的女人诱骗到趣园楼内，并用刀刺死她，并抢走她身上价值十几万元的首饰和现金。

趣园楼凶杀案震惊了广州市，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行全面侦查。

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和目击者的询问，警方初步锁定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和身份。

他们发现这些人都是来自东北的流窜犯，有着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和暴力倾向。

警方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对广州市内各个旅馆、宾馆、酒店、公寓等住宿场所进行了逐一排查。

他们还通过与辽宁、吉林等地的警方联系，获取了这些犯罪嫌疑人在东北地区作案的相关资料。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警方终于在1988年3月5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一家旅馆内将主要嫌疑人白铁抓获，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凶器和赃物[。

白铁被捕后招供了自己参与趣园楼凶杀案以及其他多起抢劫杀人案件，并交代了其他同伙的姓名和下落。

根据白铁提供的线索，警方又陆续将其他涉案人员小东、贺金祥等抓获，并最终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崔宝纯。

崔宝纯在广州的犯罪活动被警方揭露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决定逃回东北，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他带着一部分赃款和几个心腹，乘火车从广州出发，沿途换乘多次，以避开警方的追捕。

崔宝纯回到锦州后，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劫、诈骗、强奸等犯罪活动。

他还与当地的黑社会势力勾结，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

然而，崔宝纯并不知道，他已经被广州警方通缉，并且通过与辽宁警方合作，对他进行了密切监控和跟踪。

1988年3月9日晚上，在锦州市站南旅社附近，警方成功将崔宝纯及其同伙王德印等人一网打尽。

崔宝纯被捕后，对自己参与和指使的多起重大案件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其他同伙的下落和藏匿地点。

经过审判，崔宝纯因犯抢劫、杀人、强奸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并于1991年执行枪决。

崔宝纯案是一起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对当时的社会治安和公众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恐慌。

崔宝纯及其同伙在广州、锦州等地疯狂作案，残忍杀害无辜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他们不仅给受害者和家属带来了深重的伤痛，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崔宝纯案的成功侦破，是广州警方和辽宁警方之间的一次卓越合作，展现了我国公安机关的高度责任感和专业水平。

这一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打击犯罪、维护法治、保障人民安全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和讨论。

崔宝纯案还对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本案中，被告人邵建忠因为只参与了一次抢劫，并且是被诱骗参加的，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判决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共同犯罪中不同责任程度区别对待的原则，并为后来类似情况下的司法裁判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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