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外校和本校的二十位学者参加。

开幕式15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做了开幕式致辞。

他在致辞中表示，中古史研究具有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论典范价值，代表中大欢迎各位学者。

随后，召集与会学者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范兆飞教授解读了会议主旨钩稽沉隐求索之：中古中国的权力、景观与秩序。

主标题钩稽沉隐求索之，典出黄萱高度赞誉陈寅恪先生撰述《柳如是别传》的坚毅精神 （见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164）。

副标题权力、景观与秩序蕴含了三个学术概念，这都是近年来中古史中坚学人反复讨论的热点话题，是新史学浪潮的产物。

主副标题内涵一旧一新，寓意着在钩稽沉隐中努力求索，调和新旧。

本次会议共分五场，会议时间为15日上午至16日中午，每场会议有两位学人发表，共有十位学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与会学者合照（本文图片由刘佳、张邴豪拍摄，谨此致谢）15日上午第一场第一位报告人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孙正军副教授，报告题目是《万国衣冠拜冕旒——从影视剧秦汉帝王服冕像的由来说起》。

现代影视作品一般将秦汉皇帝塑造为服冕形象，但是，秦汉时代，冕服并非皇帝常服。

这种误会直接源自近代以来历史教科书插画中的服冕皇帝形象。

再往前追溯，秦汉帝王服冕形象在南北朝以降诸多图像材料中已经出现，在这些材料背后，是帝王服冕观念的固化。

在观念的背后存在着制度动因，即皇帝即位服冕制度，除此之外，在实际制度运行中，冕服逐渐超越其他冠服成为具有独尊地位的服饰。

胡鸿（左）、孙正军（右）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王媛媛副教授指出，文中使用的拉施特《史集》插画中的帝王很可能来自宋元市井图像，应该进一步关注帝王服冕形象的民间、官方版本差异。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达志教授提出，即便冠冕不是秦汉帝王常服，也并不意味着秦汉帝王服冕像就是错误的，因为冠冕确实是礼仪场合的一种重要服饰，帝王服冕像可能是一种标准形象而非日常形象。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借用现代修图现象推测，古人可能明知秦汉帝王不常穿冠冕，但为了塑造理想圣王形象去传播这种形象。

换言之，这些形象并非一种镜像，而是一种修图后的产物。

第二位报告人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副研究员，报告题目是《北庭流放记：张承福考释》。

他用一张思维导图还原了《尊胜陀罗尼经》及其序言、后序的文本流传经历。

根据叶昌炽先生揭示的线索，他注意到，开元二十二年（734）浚县经幢与开元十六年（728）香泉寺经幢上有着同源的《尊胜陀罗尼经后序》，且前者较之后者多出400余字。

在进行文本比对和还原工作后，他还原了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张承福的一生，讨论了张承福入仕，被诬告流放庭州的经历，将张承福这个小人物插入到波澜壮阔的唐代政治社会变迁中。

评议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达志教授认为，这份研究看似简单，但背后蕴含着极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长年累月的材料爬梳工作。

随后，他对本文使用的若干典章制度文献提出一点疑问，这种典章制度文献只是一种片段式的截面，张承福所在的时间点未必适用这一截面。

15日上午第二场第二场的首位报告人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报告题目是《青衣行酒亡天下？——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析论》。

他全面梳理了汉赵国的几种研究理路，并将此前研究归纳为单一性的研究，即胡汉的对立性极为突出。

他提出，我们应该超越民族分野，重视胡族国家与中原国家的内在连续性一面。

此后，他从两个方面入手展开讨论，一是刘渊的礼仪活动，二是晋帝青衣行酒等一系列侮辱性事件。

在讨论刘渊的南郊祭祀之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概念颠倒的天下。

在中原王朝内部，四夷固定地存在于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中，形成华夏君主-四夷君臣结构。

在刘渊建立政权后，通过礼仪活动，刘渊倒转了曾经的君臣关系，重构了一种颠倒的秩序。

刘聪执着于让晋帝行酒也是为了完成这种君臣关系的颠倒。

在报告的最后，侯旭东教授提出，学界应该重新反思仪式在王朝秩序建构中的作用，跳出传统的民族、政治斗争研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王朝史。

评议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教授认为，应该对胡人在华夏仪式中站位的变化进行细致考辨，实际上，从《礼记》到《大唐开元礼》，胡人虽然一直存在于重要仪式，但他们的所处方位有不少变化，值得进一步分析。

孙正军（左）、侯旭东（右）第二位发表人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教授，论文题目是《尚书侍郎复置与梁代政治文化》。

首先，他叙述了尚书郎、尚书侍郎两个官职的废置情况。

东汉尚书机构设有尚书郎中和侍郎，到了魏晋宋齐时代，侍郎被裁撤，只剩下郎中，并且，尚书郎中品级和清望度都得到了提升，逐渐成为清官。

到了梁武帝时代，梁武帝有意整顿尚书省，恢复了尚书侍郎。

其次，比对尚书侍郎、郎中在九品官阶和十八班制中的地位变化可以发现，尚书郎中地位不进反退，尚书侍郎地位反而上升。

这是梁武帝在有意利用侍臣政治来加强尚书侍郎地位，增强对政权的掌控力度。

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文俊副教授指出，这篇文章似乎过分重视制度的行政理性，即梁武帝有意改革，复置尚书侍郎，这种做法可能遮蔽了制度变迁背后鲜活的人事活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认为，尚书侍郎是一种复置而不是新置，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分阐释这一官职的复置，将其与侍臣政治文化相勾连，从逻辑上来说略显单薄。

15日下午第三场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教授，他的论文题目为《灵异、犯罪与司法——唐代笔记所见法律文化之一端》。

将灵异作为法制史研究对象的探讨路径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对巫蛊、淫祠的相关研究，二是对地狱审判和现实司法进行对比分析，三是对灵异事件中的观念进行讨论。

本文试图跳出这三种理路，从灵异事件和司法审判的关系视角入手，重新解读唐人笔记小说中的灵异事件。

对诸多唐代灵异事件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即便是灵异事件，官府也会千方百计地求证真伪，换言之，灵异无法轻易成为减免刑罚的借口。

赵晶（左）、张达志（右）负责评议的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教授补充了若干外文研究成果，如N. Harry Rothschild（罗汉）的 The World of Wu Zhao、胡司德的《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等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向群副教授指出，本文聚焦唐律中有关灵异事件的制裁文本，对其他法律文本中有关灵异的条令未做分析，在日后研究中不妨扩大视野，加以讨论。

向群（左）、万毅（右）第二位报告人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教授，论文题目是《唐玄宗的与——所载敕书文本研究》。

在报告之前，他先讲述了南京大学文学院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渊源。

南京大学文学院程千帆先生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寅恪先生是三世通家，并且在PPT上展示了程千帆先生手抄陈寅恪先生诗作等珍贵材料。

随后，他从几个方面展开报告。

首先，他论述了唐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本质差异，即唐代文人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润色王言才是唐代文人的终极追求，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唐人文集中的敕书等政治文本。

其次，他对张九龄《曲江集》中的论事敕书文本进行统计，分析了敕书文本如何成为唐帝国意志的文字形态。

第三，他聚焦《敕新罗王书》《敕日本国王书》文本，细究其文本层次，还原了唐代外交文书的格式。

评议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教授对本文的一些论述提出了几点疑问，一是究竟如何区分论事敕书和普通敕书，文中似乎并未详细说明；二是文中提到张九龄式的敕书文风，但是，从文中引用的文本来看，张九龄和白居易等人写作的论事敕书文风似乎并无太大差异。

15日下午第四场第一位报告人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达志教授，报告题目为《的翻刻与肃宗中兴的继绝》。

2017年，他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陈列馆参观，看到了《大唐中兴颂》的拓片，介绍文字上写道，拓片来自湖南永州市浯溪摩崖《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

随后，通过多种拓片的整理比对，他发现中研院的拓片并非永州《大唐中兴颂》的拓片。

根据欧阳修《集古录》记载，永州《大唐中兴颂》在其他地方存在翻刻。

经过比对可以确定，中研院的拓片就来源于翻刻后的一处摩崖石刻。

随后，张达志教授聚焦《大唐中兴颂》塑造的肃宗中兴之君形象，探讨了肃宗中兴之主形象在唐宋时期的起伏变化。

赵晶（左）、张达志（中）、童岭（右）评议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副教授认为，这篇论文有美式非虚构文学的味道。

她还指出，本文有一些地方的处理不够妥当，例如，本文在讨论宋人传拓《大唐中兴颂》时过分强调了政治因素，没有注意到元结等人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此外，肃宗中兴形象为何在宪宗朝迅速消失，文中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二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报告题目是《唐末五代昭义地方社会一瞥——兼谈中下层墓志中的书写格套》。

首先，他回顾了此前有关长治地区墓志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志盖题诗、家族迁徙、墓志规制等方面。

关于这批材料，他认为还有不少未发之覆。

其次，在全面搜集长治墓志材料后，他注意到，当地中下层百姓墓志在追溯祖先源流时，大多采用上党太守+某某侯组合，形成了一种固定格套，这是当时书仪式文本的组成部分。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格套是墓志中的因宦徙居书写，这种因宦徙居书写带有建构成分，是一种反向大槐树，即后世家族为了弥补籍贯地和郡望的分离，人为塑造了宦居经历，以此攀附郡望。

范兆飞（左）、孙齐（中）、仇鹿鸣（右）评议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长期从事中古地域史研究，据他介绍，中古地域史始终难以深入到基层，囿于材料，中古地域研究最多只能到中层或中下层。

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仇鹿鸣教授的文章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尝试。

此外，夏炎教授认为，山西长治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等因素也值得重视，这些因素对地方人群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应该在文中加以交代。

16日上午第五场16日上午第一位报告人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所见唐后期江南祠神信仰与区域治理》。

唐代狄仁杰在推动地方毁淫祠之时，保留了伍子胥庙，伍子胥庙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他仔细分析了元和十年（815）杭州刺史卢元辅撰写的《胥山铭并序》，并结合伍子胥庙地理区位探讨伍子胥庙在治理水患上的重要功能。

卢元辅可以通过修庙、祭祀来汇集百姓、筹集水利资金、招揽劳力，从而实现地方官与祠庙信仰的双赢合作关系，伍子胥庙之所以能够在毁淫祠行动中幸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游自勇（左）、夏炎（右）评议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指出，祠庙能否帮助地方官筹措资金，还有待更多材料证明，目前并无直接证据。

第二位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景观·坟寺·地方社会——10至13世纪的宜兴善权寺》。

在公元10世纪中叶，为了重申对九斗坛的所有权，善权寺与道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最终获得南唐后主的支持，保住了这一文化资源。

此后，善权寺的性质几经变更，在佛寺、道观、功德坟寺间转换。

12世纪-13世纪中叶，善权寺一直是傅氏家族的功德坟寺，直到13世纪初，李伯曾介入，将善权寺改为李氏功德坟寺，善权寺性质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功德寺在普通官僚家庭中转移的具体过程。

随后，他还以善权寺为例，详细分析了功德坟寺的内部管理机制。

负责评议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罗亮副教授认为，应该关注寺庙本身能动性，避免过分强调外力对寺庙的影响，此外，他对宋代名臣李纲庇护善权寺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尾声：综合讨论综合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主持，他谈到了中大中古史的两位前辈学人——陈寅恪与岑仲勉先生，他认为，两位学者代表了两种研究传统，陈寅恪先生注重理论思考，在基本的史料分析背后有着宏大的问题意识，岑仲勉先生重视史料考据，喜欢从扎实的考证入手，一点点拼凑历史图景。

这两种研究理路各有千秋，也都是传承至今，并行不悖的研究传统。

所以，他提出建议，综合讨论不妨从这几年学界研究潮流和对前人研究理路的继承、创新、反思等角度展开。

随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王承文教授谈到，不论是陈寅恪先生还是唐长孺先生，这些前辈学人都有宏大的理论关怀，但近年来，唐史研究日益细节化，基本上没有人再做宏观研究。

王承文教授强调，我们应该在历史研究中重新展开理论层面的思考。

安东强（左）、景蜀慧（中）、王承文（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表示，不同于老一辈的先天不足，不少年轻学者迅速成长，有许多研究颇有新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她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仇鹿鸣教授表示，现在已经没有中古史学者想要再写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了，这都归因于现代研究的碎片化。

当然，我们需要警惕这种碎片化，但也不必过分焦虑，因为碎片化是现代学术分工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是碎而求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认为，现代研究应该努力跨越时代断限，从问题史角度切入，做长时段的考察。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副研究员认为，有些学人可能喜欢做小问题，有些学人可能喜欢做大问题，可以根据各自喜好展开研究，没有必要千篇一律。

其他学者也围绕近年来论文工业化、论题碎片化等诸多问题展开反思和讨论。

会议现场限于篇幅，纪要只是极为简单的会议素描。

会议现场各位学者的交锋也给与会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工作坊促使老中青三代学人继续反思新学与旧学、宏大叙事与微观探索、理论关怀与细节考证、学术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等诸多看似对立又有统一的属性，求同存异，进而推动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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