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区，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普通楼房。

4楼不足77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位脸色红润的老人常常静坐窗前。

他深邃的眼眸里，没有城市缤纷的车流人流。

时光，是条流淌的河。

河水一路向西，流过莽莽苍苍的昆仑山，再向西，流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和无垠的草原。

一次次把他带回到金银滩，带回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定格于那座闪亮的西部丰碑……

叶钧道与爱人

他，就是新中国原子弹事业的亲历者，原二二一工厂高级工程师、技术部副部长，如今已90岁高龄的叶钧道老人。

01

中国需要“争气弹”

1960年5月，二机部九院要从中国科学家力学研究所的几百人里面选一个人。

结果，叶钧道是唯一被选中的。

后来他听说，是副院长郭永怀看上了他，点名推荐他搞原子弹。

郭永怀对叶钧道早有耳闻。

中国科学家力学研究所原为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任所长，也是叶钧道的第一任导师。

叶钧道1955年分配到所里，专业不对口，数学基础也不太好，华罗庚推荐他到清华大学专修一年数学。

回到所里，叶钧道又开始自学英语、俄语。

不久之后，他撰写的论文《在中国如何开展塑性力学研究》，得到钱学森的认可。

其间，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数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家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被郭永怀“点将”的叶钧道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已与核事业悄然挂钩。

叶钧道被带到物理研究所报到时，朱光亚找他谈话，问他：“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他回答后反问：“调我到这里干什么？”朱光亚说调他来是搞国防科学研究的，他又问军用还是民用。

得知是军用研究后，他有点好奇：“不会是搞原子弹吧？”朱光亚严肃地点点头。

叶钧道深知原子弹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挽回朝鲜战局被动局面，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新闻发布会上威胁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美国挥舞“核大棒”进行核威胁、核讹诈，扬言要把红色中国变成第二个长崎、广岛……

“落后就要挨打，复兴必须自强”的道理再次被印证。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

1958年秋，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划定金银滩方圆1170平方公里的地方为原子弹研制基地，对外称“国营二二一厂”青海矿区。

从此，中国铸造核盾牌的第一批拓荒者，抛家舍业，隐姓埋名，在这片瞬间“消失”的土地上，开启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

在青海省波光粼粼的青海湖畔东北岸有座同宝山，山之阴就是美丽的金银滩草原。

金银滩，一个高山环绕的天然牧场，枯草季节，大雪过后，南山北坡被白雪覆盖，在冬日的阳光下，现出一片金黄和银白相映的美丽景色，金银滩由此而得名。

金银滩

可是，有谁能将这绿草如茵、鲜花遍野、河水潺潺的绿色之洲，与中国原子弹“核火柴”联系在一起呢？

叶钧道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激动和兴奋无以言表。

朱光亚问：“你是搞爆轰物理还是搞爆炸力学？”他立马表态：“组织上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的专业可以改，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

叶钧道也向朱光亚道出心中的疑惑：“我们和苏联不是亲兄弟吗？他们有原子弹给我们不就行了吗，还用这么费劲？”听他这么说，朱光亚脸上有了愠怒的神情：“人家如果给你，还调你来干什么？”

叶钧道后来才知道，就在二二一厂各项建设初见成效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公开毁约停援。

赫鲁晓夫更是厚颜无耻地挖苦讥讽说：“三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想搞原子弹？20年也搞不出来。

”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连掉在地上的一小片分离膜片（分离铀235用）也用吸铁石吸起来带走，以防中国科学家仿制。

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中国给还未面世的原子弹起了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名字“596”，并立誓一定要搞出“争气弹”，给中国人争光！

残酷的现实，让原本对“老大哥”抱有幻想的叶钧道彻底清醒：在丛林法则主导的国际竞争中，没有谁会成为谁的保护伞，中国的蘑菇云，必须要贴上中国制造标签，才能真正成为“争气弹”。

自此，叶钧道在陈能宽院士领导下，全心投入他的新领域——爆轰物理研究。

也就是在理论部搞出理论成果后，他们做实验、出产品。

02

再难也要搞原子弹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零基础起步搞原子弹。

在当时，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离开了苏联的中国，能搞出原子弹。

理论、技术和材料三重空白，成为笼罩在所有人心头的阴云，置身其中，叶钧道时刻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和紧迫感。

原二二一基地爆轰试验场

原子弹研制基地建设工程浩大，短期建成投产不太现实，于是在北京海淀区花园路建设过渡性机构，即第九研究所，待二二一厂建成后，再由北京搬迁到青海。

此时，九所成立了理论部，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周光召等为副主任。

接着又成立了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叶钧道被分配到实验部五组，组长是任益民，副组长为经福谦。

实验部五组分成两个方案队。

一个队主要研究高压下材料状态方程。

另一个队主要配合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结构原理，吃透并验证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模型中的问题，从而建立我国独立的理论计算程序，设计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图纸，叶钧道被任命为队长，也就是方案负责人。

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又称压紧型，在一个球体中通过引爆炸药而产生一种向心聚合的冲击波，从而压缩核材料使之达到高超临界，这种原子弹反应效率高。

为准确采集数据， 九所共同设计了5个试验方案,共做爆轰试验200余发，试验关键阶段曾创下一天打13发的记录。

这段时间，他们对原子弹的爆轰原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为理论设计提供了可靠的试验数据。

那时，无人知晓，发生在“17号工地”（即爆轰试验场）上的这一声声轰鸣，会成为一段崭新大国关系的前奏。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

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天灾人祸，像一双巨手突然遏制住了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大饥荒像瘟疫一样向戈壁滩逼近了。

厂子原来每月粮食定量30斤的员工，减到了20斤。

开始食堂一人一天供应两个馒头，后来改为一天一个馒头。

意志不坚定的员工出现浮躁，有人写了辞职报告……

原子弹还要不要搞？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种种争论。

在中国最高决策层，有人提出了尖端武器研制放缓的意见，在经济部门，有人认为搞原子弹“太烧钱”，已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主张索性“下马”算了；一些从事常规武器研制的同志又抱怨常规装备投入太少，“尖端挤了常规”。

疑问，忧虑，抱怨……

陈毅元帅的话语掷地有声：“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张爱萍上将坚定地说：“再穷，我们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将帅的话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山山水水，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鼓舞他们去战胜饥饿、严寒、缺氧，攻关夺隘。

叶钧道的爱人生孩子无人照顾，他回去看了一眼，就返岗继续工作。

上下班骑着自行车，他也在思考马赫反射问题，有一次差点出车祸。

在核事业进程中，叶钧道个人的牺牲，可谓微不足道。

挺进青海的万余名建设者，在“饥餐沙砾饭，渴饮苦水浆”的艰苦环境下，头顶蓝天，脚踏草原，住着寒冷潮湿的帐篷和地窝子，吃着难以下咽的粗粮和野菜，用粗糙的手指和躬耕的身影，像燕子衔泥一样，在原本空旷的草地上竖起一座座厂房、烟囱、试验室，修建了柏油公路、采石厂、烧砖窑厂、柴油机房……

“给国家干点事，干点有用实际的事”，正是这种朴实又深切的报国之情，使他们在金银滩走过几十年无怨无悔的人生旅程。

1961年初春，“争气弹”研制取得明显进展，一轴崭新画卷徐徐铺在“草原人”面前……

二机部瞄着“画卷”，慎重提出了“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报告，并且详细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依据。

毛泽东看着看着，不由得频频点头，欣然挥笔批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

毛主席的批示，无异于一声总动员令。

14天后，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有国务院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力量攻关，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攻关“大会战”拉开序幕！

03

小红楼“大会战”

1963年4月，叶钧道和九所其他科技人员一道离开北京，踏进了青海二二一厂。

1964年，将在这里上演载入史册的“草原大会战”——在此集中各部门的力量，突破技术难关，研制生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二分厂，原子弹总装厂车间之一

草原仅有三栋小红楼，外面搭着帐篷。

高原缺氧，朔风冷峻，一到晚上，帐篷里生火炉，依然挡不住寒冷。

科技人员来了，李觉、吴际霖等厂领导带头把小楼让出来，搬进了帐篷。

叶钧道所在的实验部二室四组，负责开展爆轰试验。

先做缩小一半尺寸的局部爆轰模拟试验，再做1:1尺寸的整体试验。

试验中，加入了铀238。

在随后的1：1爆轰模拟试验中，有一发用的是8号材料，这也是一种放射性材料。

为了确保全员安心上阵，试验前，叶钧道专门请王淦昌所长来组里讲课。

王淦昌说：“我做了一辈子放射性工作。

人家说做放射性工作对生育有影响，你看看我，有5个孩子，我身体现在还挺好。

大家不要害怕，只要采取正确的防御防护措施，就可以避免放射性的危害。

”

铀238的放射性很强。

爆轰试验后，要清理场区。

也就是把散落的放射性材料拿刮子刮到一块儿，然后装在箱子里，用吊车吊走，埋起来。

吊车司机却因未穿戴防护服，迟迟不肯进场。

原来，司机穿戴防护服无法开车，加上当时试验已经过去一周，空气中的污染物都散了，只有地面上有污染，综合考虑，四组只给他配了口罩。

看到他满眼的质疑，叶钧道干脆坐在他的旁边,把自己的防护服也脱了,防护帽子也卸了：“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我都不怕，你又不用下车，没有什么影响。

”

司机顾虑全消，一脚油门就把车开了进去。

一个月后，叶钧道到公共澡堂去洗澡，同事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红点。

万幸的是，他属于外辐射，经过一个多月治疗，红点消失了。

但在同事之间，却有影响生育等传闻，大家明显有了畏惧心理。

其实，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想完全隔绝放射性的伤害并不现实。

那是最艰难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试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也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

刚到基地报到的一名女研究生，清早到外面晾晒衣服，衣服晾上了，手却沾冻在了铁丝上，使劲一挣，活生生扯下一块皮来。

她眼噙泪水简单包扎下，依然咬牙走进试验室，几天后感染发烧晕倒在工作台上……

炊事班的“王大胡子”，曾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荣立一等功，实在不忍心看同志们挨饿干活，独自跑几十公里路到青海湖去捕鱼，一不留神滑进湖中。

等大家闻讯赶到时，看到的是那深不见底的湖水……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二分厂，原子弹总装厂一角

在二二一厂众多的科研生产单位中，二分厂承担的是核武器的高能炸药研制、炸药部件成型研制。

可谓是技术含量高，技术人才云集，也是危验系数最大的重要岗位之一。

王明恩是东北人，抗战老兵后代。

1961年8月兰州大学毕业，分配到二分厂技术科，主动申请到最艰苦、危验性最大的229车间锻炼！

据今年92岁的刘振东老人回忆，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人们都在各自的生产岗位上井然有序地忙碌着，突然厂区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这时，听到有人大喊：“不好了，出事了！”

人们匆忙赶往出事地点，只见229车间处蘑菇云似的浓烟直冲云霄，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大小不一的水泥块和碎石子……当年轻的警卫战士从碎石堆中把战友的残骸一点点收起时，现场所有的人痛哭不已。

刘振东是九院从全国第一批选中的105名中青年优秀科技工作者之一，他主导研制成功炸药成型“真空浇铸法”，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炸药即采用此办法成型。

几百公斤高浓性炸药球，居然是一口锅熬制出来的。

近60年过去，形同大厨房的工作场景，时常在刘振东的眼前闪回。

那种苦杏仁味，更是时常如在鼻边飘过，这是TNT在加热融化成型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气体，“通风不好，强烈刺鼻的气味一下子就把我冲晕在工作台上”，时间长了，衣服甚至皮肤都着上了棕色。

为了赶任务，经常不能按时就餐，化学毒、物理毒却成了“家常便饭”。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线部分指挥人员合影

祖国至上、不畏生死，成为他们贯穿宏伟事业的真实写照。

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赵忠尧、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于敏……这些中国科技界顶尖的精英，从此更是隐姓埋名，把对祖国的大爱深深镌刻在海拔3000多米的茫茫高原上！

邓稼先，1896年出生，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

据当年跟随他的警卫员游泽华回忆，每次在试验中发生意外时，邓稼先都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到一线去处理。

1982年，他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游泽华感慨地说，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中国男儿》，歌词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古今多少奇丈夫/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

这些人，这些事，在一个个安静的夜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小红楼里流淌，洗涤着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心灵，坚定了大家用生命践行使命的信念，激发了他们难以想象的战斗力。

1964年6月6日,二二一厂进行了1：1爆轰模拟试验。

这次试验除了不用核活性材料之外，其他部件全部采用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时所用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结果显示，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预演。

在十二级大风的夜里，全体人员高度警惕，坚守在吊上铁塔的原子弹边上，顺利完成了各项测试。

8月底，完成了核装置的总装，产品运往试验场。

时间最终定在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即将爆炸！

原子城二二一基地地下指挥中心

04

蘑菇云染红了天

原子弹爆炸前一天，叶钧道的心里，出奇的平静。

中国原子弹爆炸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下室组装好，不插雷管。

推到102米高铁塔下后，再吊升到塔顶，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插雷管。

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能否引爆成功。

在此前的爆轰试验中，叶钧道一直负责插接雷管，还因此获得“大炮司令”的雅号。

叶钧道清楚地记得，1964年10月14日18时30分，装在特殊保温圆桶中的原子弹，开始吊装上塔。

“起吊！”卷扬机发出巨大的沉闷轰鸣，中国人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端坐在吊篮里，冉冉升空登塔，102米高的塔在晨曦中傲然挺立，在它的顶端建造了金属构成的小屋，原子弹就静卧在里面。

围着铁塔，在约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排列着用于检验原子弹威力和破坏程度的近百种效应物。

14日当天19时20分，原子弹吊装完成，静卧爆室。

1964年10月16日凌晨5点，罗布泊夜色正重。

叶钧道起床了，他和队长陈常宜、队友张寿奇三人将上塔在爆室为原子弹插上几十个雷管，另有五位同事则在塔上塔下同时做好导通、记录等各项保障工作。

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早就等在食堂，亲自给上塔的英雄打早饭。

李觉带来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那个说“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的赫鲁晓夫，昨天下台了。

叶钧道至今记得，铁塔上的爆室并不大，只有三四个平米见方。

整个插雷管的过程，花了3个多小时。

几十根雷管为什么要插上那么长时间？因为有接插测控，以及导通这几个步骤，还要防止静电。

这是一对矛盾：作为电器，必须干燥不要潮；但对炸药来说，空气略潮点可以防止静电意外引爆。

因此，除了他们身上穿的全是棉制品，包括鞋子，他们还必须动作非常非常地缓慢。

一慢，静电就减少了。

贾保仁把精选出的雷管递给陈常宜和叶钧道，而且每操作一下就要马上接地，就防止了静电。

在正式给原子弹“老邱”插雷管前，叶钧道已经插过200多次雷管，包括在核武器研制基地举行的爆轰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如此，仍必须绝对慎之又慎。

他说，一个人插雷管，另两个人在边上督促检查。

插雷管的要求，是必须插到位。

插好了，还要用尺量一下。

怎么叫插到位了？工艺上设计了一个到位声响，雷管插到位后，会“噶”地一响。

一个人插下雷管，必须3个人同时听到“噶”地一声。

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就必须重插。

插雷管时，爆室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气氛凝重。

核武器研究院试验部主任陈能宽在后面督促。

贾保仁记录下每一个人插的哪个雷管，最后赵维晋负责导通。

李觉上塔后，站在后面看，一句话也不说。

确认全部雷管插好，并导通无误后，赵维晋最后在《安全任务书》上签字。

再次确认爆室温度正常后，才锁好爆室，一起坐吊篮撤下铁塔。

等候在铁塔下的李觉、朱光亚和张蕴钰，与他们一起最后撤离。

此为“零时”前3小时左右。

最紧要的时刻，最重要的领导始终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和最关键的员工在一起。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腾起的蘑菇云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韩云梯按下了启动电钮。

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

“10、9、8、7……1，起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一道强烈的闪光之后，一团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一样刮向四方。

很快，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又被连绵的天山雪峰反射回来，隆隆的雷声滚过人们的头顶，好像要把天幕撕裂了。

冲击波裹挟的狂飚横扫无边无际的戈壁滩。

巨大的火球翻滚着，慢慢地升上高空，席卷着残云烟雾，不断地向外膨胀，缓缓地变幻着颜色：桔红、菊黄、靛青、草绿、绒白、姹紫，最后凝聚在空中，形成拔地而起的参天蘑菇云。

核爆现场，人员按要求撤到50公里以外安全区域内，脚朝着爆心，把脸捂着趴在地上，等听到命令才能起来。

叶钧道是副队长，专门配备了墨镜。

他趴在地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亲眼看一看核爆。

还没有听到号令，叶钧道就站了起来。

他首先感到的是光，很强的光，看了眼睛可能会被闪瞎的强光，因为有墨镜做防护，所以才能看，其次是冲击波，然后才是声音——那正是起爆的瞬间。

核爆成功后，张爱萍（右一）向周总理报告

看到爆炸场面时，叶钧道有个基本判断：应该是成功了！因为一般几百公斤的炸药爆炸时，冲劲一会就散了，但这个爆炸引起的巨大能量往上冲，卷起周围的大量沙尘。

许多人都以为，这样强大的武器爆炸之后，必然是末世景象，但伫立沙海，见证蘑菇云的生长、扩散，叶钧道看到，它最终变成一朵红云，向东边飘走了。

周恩来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苏联用了４年，美国用了７年零４个月，法国用了８年零６个月，而我国仅仅用了２年零８个月。

令叶钧道最为骄傲和自豪的是，自己参与了这份伟大事业。

蘑菇云化作的红云早已远去，但这样一段文字，却在历史中永恒。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爆炸成功，它向全世界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为打破核垄断、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这些清楚记载历史的文字写于1992年9月1日。

《人民日报》首颗原子弹爆炸号外

05

“红色小城”再现光芒

岁月如流，往事悠悠……

今天，当时光褪尽了父辈的青春芳华，岁月却再为人们积淀了一部厚重的红色家族史！

1995年5月16日，新华社公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

昔日的“青海矿区”从此揭开神秘面纱，化身西海镇，成为青海省海北州州府所在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早已散去，但英雄的群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真实写照。

不仅为强国强军打下了第一块坚硬的基石，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研制基地30多年不懈奋斗、历经风雨铸就的“草原人家风”，那就是：穷且益坚，独有英雄，敢驱熊罴的英雄主义气概；天行健，自强不息，自力更生、九死一生的伟大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至高无上，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甘愿牺牲的伟大爱国主义。

原子城内中国核武器研制功臣雕像墙。

新华社 张曼怡 摄

茫茫草原又恢复了“绝密禁区”前世外桃园般的美丽景色。

轻轻流过金银滩草原的麻皮寺河和哈利津河作证，蓝天白云依旧，许多楼宇依旧，只是转换用场，换了主人。

芳草萋萋，鲜花遍地，湛蓝的天空飘着洁白的云朵。

厂区公路边大片盛开的油菜花依然金黄炫目，空气中带着清甜的芳草气息，鸟儿的鸣唱婉转动听，牛羊悠闲地在草原上游移。

与叶钧道合影

而今，驱车驶入西海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雄壮的退役纪念碑，这座巨大的花岗岩石碑高约25米，碑体呈黑色，四棱台形。

碑顶上悬着一颗银色的圆球，象征着我国第一颗试验成功的原子弹。

石碑正面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几个鎏金大字。

退役后的“原子城”被青海省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原始风光与高科技厂房、武器与和平、生命与死亡在这里静静融合，像一个碧水蓝天的不老情人，令那些曾经在此战斗过的“草原人”，无论身在何方，时刻都为她魂牵梦萦，感慨万端，为那一段饱含自豪与骄傲的记忆，为那一串饱蘸眼泪和鲜血的故事。

教育系统人员与叶钧道合影

时光洗尽了父辈的青春芳华，却也积淀出一部厚重的红色历史。

被称为“中国原子城”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化剑为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步履中，愈加焕发出深邃恒久的耀眼光芒。

作者：陈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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