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所有掌权者中,王莽是极为特殊,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在许多语境下甚至可将之一去掉。
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两千年后的互联网上,他本人经常被认为是超级穿越者,一是因为他在土地改革、废除奴隶制等方面的均权、平权思想,二是因为他超前地使用了游标卡尺等工具器物——这些说法,有的其实只是传说。
王莽称帝不过十余年,却推行了一大批改制举措,建辟雍、制礼乐,并恢复井田。
是篡汉者,还是改革家?前不久出版的一本历史非虚构新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祥瑞》),便以西汉末年的政治社会为背景,再现了王莽如何借祥瑞之说走上朝堂最高点,随后又被天人共弃的历程。
黄龙、白鹿、甘露、嘉禾与木连理,这是汉代流行的五种祥瑞形象,出自甘肃阶州成县汉李翕黾池五瑞图。
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
遥远的越裳氏来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
当时之人认为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
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九岁。
王者被认为是大司马王莽。
北宋梅尧臣诗云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南宋辛弃疾又作河豚挟鸩毒,杀人一脔足,可见,河豚味道之美,致死之毒,早在两宋之间已然名闻天下。
不过,梅尧臣在与当时南方人的对谈之中,听到的几乎都是对这种食材鲜美的矜夸,却对因口腹之欲而死的食客们视而不见,所谓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在古代王权社会,这种场景像极了一个人对权势的想象和体感。
个中滋味,王莽怕是最能感同身受。
在《祥瑞》一书中,礼乐之美、三代盛世的理想,在儒生的传唱之下,就像美味的河豚肉一样令人神往,作为天下归心、应运而生的新圣人,无数梦幻般的祥瑞证据,鼓舞着王莽和他的时代,从小心翼翼地蚕食到肆无忌惮地鲸吞人世间的权力。
这一整条河豚鱼。
撰文 | 刘三解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张向荣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年8月。
01
祥瑞何来?
汉武帝喜好祥瑞,又求神访仙,成为王莽以祥瑞登位,又大搞升仙运动的始作俑者。
《祥瑞》一书中所述及的王莽和他的时代,与传统史学中贬于闰位的新莽故事,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不再寻求大一统式的因果叙述。
传统史学的视角,实以班固为《汉书·王莽传》所作的赞语为宗,即:
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这里一系列的比喻,如紫色为间色,蛙声为邪声,余分是历法中自然年与纪年相减所剩的零头,都不是正经的角色,尤其是闰位,更是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史学概念,见唐人刘知几所作《史通·列传》:
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
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
譬诸闰位,容可列纪。
简单解释,就是非正统之立国者,固然于修史可以容纳更多的事实,却也在逻辑上承认了非命之运的存在,这一点,无疑将为后世的诸多效仿者提供了前车之鉴,并为天命合法性的故事破产,埋下了伏笔。
那么,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从文本逻辑来看,还要从殷商时代说起。
汉武梁祠石刻。
跪地祭拜骑龙的仙人。
在《史记·殷本纪》和《诗经·商颂·玄鸟》中记录的商朝始祖神话中,一方面强调了其先祖简狄为帝喾之妻的身份;另一方面,点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商王族诞生自天命。
而甲骨文的研究也可以佐证,喾实为甲骨文中天帝之名夔的变体,由此可知,商王族一直以神裔之族自居。
代之而起的周国,作为商文化的边陲传播者,也是重要的联姻诸侯,在崛起灭商前后,一样进行了类似的始祖神话创作,《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人先祖周嫄,也被写作帝喾之妻,且身份定为元妃,《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人始祖简狄反居次妃,生子的故事,也是与简狄类似的天人感应。
经过这么编排之后,周人的始祖成了天帝血裔神族的嫡长,而商人的始祖反而变成了庶孽。
殷商王后妇好墓出土的玉凤。
商人有崇拜鸟的习俗。
很明显,《殷本纪》、《周本纪》都是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人修改过的始祖神话,因为在这个版本中,帝喾已经由甲骨文中的唯一天帝化身为五帝之一,即由上帝变成了人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蒸腾,至汉武帝时代大成。
依照这个故事,武王伐纣就不再是一场下克上的叛乱,而是纠正上天伦理失序的正义之战,即嫡出神裔夺回应有天子之位的必须之战。
不过,依据甲骨文的研究和存世文献,这一旧体神格的利用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监之乱后的西周,转而以强调另一个合法性解释,散见于周人王官之学中流传的五经,即诗、书、礼、乐、易等作品中。
尤其是《诗经》和《尚书》中,借先祖之口反复告诫周人贵族,天命与德相关,政权是靠着人世间的统治得来的,如《尚书·吕刑》说:惟克天德。
而原本完全笼罩在天之下的政,开始以德为纽带,作用于天,得到天命,即《尚书·蔡仲之命》中所说的: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如果站在人定胜天的角度,惟德是辅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天命观直接挂钩的是政治权力的效能,即人间为政之德,可以得到天的响应。
更进一步来说,在当时的生死观中,原本是神裔先王、贤臣死后升序成为天帝之左右,而常人则视死如生,这也是绝地天通之后的常情。
不过,帝王的欲望往往包裹着好奇心,在《国语·楚语》中就记录了,楚昭王曾问大臣观射父,《周书》中提到重、黎使天地不通,如果没这么做的话,是不是普通人就可以上天了?
观射父的解答,将上述生死观中的故事置于上古,而将少皞之后的世道视为衰世,表现就是: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表述不少,归结起来,就是以血脉为基础的神职散于民间,导致了民神同位,所以,到了颛顼受命时,才有了: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简言之,生死的界限,禁锢着包括帝王将相与贩夫走卒的所有人,其间的沟通媒介,只能是祭祀与巫觋。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新崛起的妫姓田氏、嬴姓赵氏虽然取得了国家社稷,却无从接续于旧的天命观,故此,五德终始说应运而生。
具体来说,即在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概念基础上,对德进行可见、可归纳的描述,而最为直观和易理解的,无过于五行之说,作为一项脱胎于经验观察的自然、物质解释,五行之说一直到1500多年后王安石撰写《洪范传》的时代,仍在沿用,哪怕再过1000年,还有中国人在醉心于其中的博大精深。
在此条件下,由物质世界的常识推导社会规律,顺理成章,所以,秦帝国以水德自居,并为周王朝塑造本来没有的火德,再借用五行相克的理论,讲述秦代周的天命,人间王朝秉承天命,在德的轮转中万古长存。
对此,司马迁一样笃信不疑,所以,在《史记·封禅书》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
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畅茂。
殷得金德,银自山溢。
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简言之,祥瑞就是上天赐下的证据,它的背后,是自商周之际先民流传的天帝信仰逐步演化的政权合法性的逻辑关系,由神裔到有德,由有德到德运,由笼罩于天之下的天命不可知到天命可知,要素犹在,内核却已面目全非。
这套变化,神似面对敌人的河豚鱼,瞬间重启滚圆,浑身尖刺,所谓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若是单看某个状态,谁知道竟是一个物种,又怎么会意识到这奇形怪状的家伙,竟然是人间佳味呢?
纪录片《中国通史-王莽改制》画面。
02
祥瑞,值得一死?
尽管秦朝的速亡,给五德终始的规律带来了现实反例,但由于秦朝公认的不施仁义,无所谓有德,完全不足以颠覆整个理论体系,故此,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得以继而用之,向公孙弘等贤良文学提问:
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在这之前,汉武帝已经不止一次对贤良文学表达类似的意愿: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简单解释一下,汉武帝关心的包括,三代受命的符瑞是什么,灾异发生的原因,乃至于个体命运不同的原因,推而广之,如何行政才可以达成上天荫庇、无灾无难的圣王之世?
对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春秋》大义解释,汉家乃天命所归,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就是祥瑞。
故此,在元朔七年,汉武帝因幸雍祠五畴,获白麟而改元元狩,理由就是:
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
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
意思是上天给予酬报,是受命之符,此后的元鼎、元封年号均与祥瑞有关,简言之,就是为符纪念,以标识受命,也就是政权的合法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汉书·王莽传》的赞词中,班固对王莽篡逆成功的解释完全继承了这个逻辑:
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推而广之,就是汉家天下是天命之选,汉武受命也是天命之选,王莽篡逆还是天命之选,自然,光武中兴更是天命之选,祥瑞的诱惑,并不因皇帝的变化而有别,更何况,在受命之余,祥瑞还带来了更大的欲望满足,那就是——长生。
相比之下,《史记·孝武本纪》几乎就是一本修仙指南,各种狂信妄举不胜枚举,而王莽之前一直以儒家新圣人的形象示人,从而受到天下儒生支持而受命,却在称帝之后第二年,就开始兴神仙事,作八风台,行黄帝谷仙之术,又数下诏自以当仙。
《王莽篡汉》连环画中的一页,王莽年轻时的谦恭仁孝让许多人认为他有圣人之德。
当然,《汉书·郊祀志》中记录的求仙皇帝远不止这两位,可作为时时以三代之治自命的大人物,他们的上述举动,不由得让人不怀疑,圣王之治和神仙长生究竟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才是手段。
或许,秦皇、汉武、新莽之流对权势无限膨胀的嗜欲,让两者本就掺杂在一起,如同河豚鱼肉在传说中的鲜美,越是老饕,越是能解个中滋味,恰是汉武帝、王莽这两个公认的学问家才有机缘、资格将这份膨胀实践在千百万人身上。
也正因为如此,吃货苏东坡在常州吃河豚时感悟,无疑很能展示二人的心理。
却说东坡大嚼良久之后,投箸大声赞叹:
也值得一死!
03
真诚向善的破坏之王
所谓食权知味,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中,引申至神仙长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涉及个人的贤愚,甚至可以说,恰恰正是这个知识体系下的贤者,才有这样的动力和责任感,去开创这样一个圣王之世。
王莽居家以仁孝著称,执政则以直道而行,居国居家都是人之楷模,正如白居易诗中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种理解,其实也是千载以降对王莽评价的要旨,即以篡逆为界,一个人长期伪装,终于暴露了本性,开始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即:
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
在这里,班固还是点出了王莽的自诩,即自以为黄帝、虞舜复出,而实则行桀、纣之恶政。
事实真的如此吗?
《祥瑞》一书以轻松的笔调、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新朝建立之后一系列改革的真相,它们既不是穿越者的社会主义实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倒行逆施,看似荒诞无稽的诸多政策,无不打着儒家伦理导向的烙印,但实施之中,由于吏治国家的制度运行规则,又不得不走回汉武帝时代众多专利政策的旧路。
面临西汉末年的危局,王莽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用来救助贫民。
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苦。
在他的带领下,共有二百三十名高官显贵捐献田地,分给贫民。
他还按照《周礼》的记载,在全国建立常满仓,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
此后,王莽更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犯者像刑,目标直指传说中的三代盛世。
这些举措,在班固的眼中,正是勤劳国家,直道而行的一部分,但是,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其改革举措并不是什么桀纣之行,而恰恰是上述政策的深入,即三代之治。
只不过,如同涉水,越是深入越有行差踏错的没顶危险,三代之治,在触及西汉末年最根本的社会危机时,彻底变了味儿。
延伸阅读:《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刘三解 著,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由于西汉王朝建立于秦制基础之上,虽然经历了多代君王的制度微调,土地国有背景下的爵位等级占田限额,也即田宅逾制问题,已经全面蔓延,甚至走向了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而这一制度背景下的土地兼并,已经被儒生们视为祸乱之源。
与此同时,汉武帝所建立的专利、专卖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让豪强富户富埒王侯,而吏治国家却无从在不断扩张的交易行为中搜刮税金,甚至无从控制物资的流向。
在上述物质基础之上,秦朝以来由国家直接干预甚至束缚百姓人身的徭役制度,由于对百姓生计的控制力几乎丧失而名存实亡,流民问题愈演愈烈,直接对以簿籍为管理基础的国家机器形成了挑战。
王莽执政的所有举措,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天下为公,就不要私有,更不能有市场,使民见利忘义,就算不得不存在商品交易,也要置于朝廷的全面控制之下,王莽和他的同道们都相信,只有加强管制,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朝廷手中,才可以解决西汉末年因管制松弛而造成的严重财政危机,实现增收。
王莽新朝铸造钱币使用的钱范。
问题是,当年曾经向朝廷上书提请为王莽加九锡的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尤其是其中九百零二名王公列侯、卿大夫,这些能够提起笔来写字的支持者,都不可能是无产者,当王莽真诚地、善意地改造这片土地时,这些本想得到更多的人陡然发觉,他们正在失去一切。
如果王莽只是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灵魂,新朝的国祚或许还会更长一些,但一系列的货币、专利政令,除了填满长安的金库之外,几乎毫无意义,面对举国皆反的危局,积蓄的数十万斤黄金彻底沦为了厌物。
因为在增收的同时,王莽还在积极节支,他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以绩效考核为标准的吏禄制度,表面上让各级官吏纸面收入大幅提高,但繁琐的计算方式,除了增加文书成本之外,毫无意义,结果是: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官吏本应是朝廷政令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薪俸都发不出来,又要应付烦苛的文书指令,只会将压力向小民转移,这一点,连王莽派出的使者都知道:
盗贼解,辄复合。
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
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
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
民穷,悉起为盗贼。
很明显,新朝试图除汉家苛政,但是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创造出了无数新问题。
毫无疑问,被河豚美味诱惑的新朝,并不满足于小心翼翼脔割而下的鱼肉,而是一口吞下整条大鱼大快朵颐,直至被河豚毒素麻痹全身,眼睁睁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连环画《斩王莽》,王莽被攻进长安的绿林军所杀,头颅被砍下,悬于宛市之中。
长安百姓和被王莽迫害之人听说王莽被斩首示众,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作者|刘三解;
编辑|李夏恩、西西;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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