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遂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不久之后，两名人贩子落网，官府在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和煽动，开始四出抓捕嫌疑之人。

经群众公审，一名叫做武兰珍的迷拐犯迎合民意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

消息传出，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

乡绅于孔庙集会，书院停课声讨，愤怒的民众约万人之多聚在教堂之外，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教堂抛掷砖块。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

丰大业丰不愿与民众直接交涉，他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

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争论中，丰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

此举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还包括几名俄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焚烧了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

此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图：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内部。

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左宗棠反对杀百姓为洋人偿命教案发生后，清廷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

教案如何了结，中外皆拭目以待。

在内阁中书李如松看来，教案的实质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进而，他建议朝廷：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略微缓和一些，他对杀洋人兴趣不大，但希望朝廷借机禁止洋人来华传教、与法国断绝往来：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在回复征求意见的密函里，左宗棠也在鼓励朝廷：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喜欢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果群众起来闹事，他们就会变得慎重，不敢遽尔挑起战争。

左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给朝廷提供的应对底线是：事件起因于丰大业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事出有因。

如果只是索取一些赔偿，可以允许。

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

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

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

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

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

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左宗棠告诫朝廷，万万不可拿百姓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天下人心：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

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图：天津望海楼废墟前的中国百姓。

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朝廷玩弄曾国藩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

这年的4月19日，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

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之类，是他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

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了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与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

谕旨里殷切关怀他最近身体如何，却又意味深长地问他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教案发生在直隶境内，曾国藩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他如此表述了自己对处理教案一事的悲观：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

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

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

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

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全国舆论。

曾本人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了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

如其日记所言：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京城的湖南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 ，也悉被击毁，且将其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这位中兴名将、 旷代功臣，转瞬之间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

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其实，曾国藩至少还遗漏了一条非常重的文化背景：民众之所以如此愚昧，亦是朝廷和知识分子多年教化的结果。

事变发生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宣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

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其造成的煽动效果，可想而知。

更何况，当时的知识界也乐于传播这类谣言。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 《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等内容。

指责民众愚昧是容易的，追问民众为何愚昧，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是意味深长的。

借机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自是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动机还在于：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删减曾国藩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然后将其公开披露，给曾国藩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也就给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对比曾国藩的卖国行径，朝廷的处理措施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所以才有了如下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召集会议，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表态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同如，在给曾国藩的谕旨里，慈禧对处理教案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由慈禧授意，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公开披露。

随之，曾国藩被打成了卖国贼。

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当然早就得了主意。

有了曾国藩的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图：天津教案会审照片二十颗人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

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

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

一方面是国内舆论，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另一方面是列强的威胁，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扬言要出动兵舰。

如李如松们那般在朝堂上高呼民心可用，自然只是图嘴上快活。

1870年的中国，实在无力与列强作鱼死网破之斗。

后来接替曾国藩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嘴硬说什么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还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迎合民意，私下里却也曾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

且悲观表示，若议和不成，真与法国开战：（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这些事实，曾国藩自然也是明白的。

所以，他对教案的处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进退失据：这20名百姓，本是愤慨于自己的官员（至少他们自认为是自己的）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故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如今，朝廷选择了摘走他们的人头，去给洋人赔罪（李鸿章接手后变更为处死16人，其余4人缓刑）。

这实在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剧。

天津教案，只是此类悲剧的一个典型案例罢了。

1875年，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民众痛骂洋鬼子……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勒令他们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否则将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乡民对 洋鬼子欺我幼主，谋我中国之事痛心疾首，宣布与之仇不同戴天。

1891年，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号召民众起来对抗洋人洋教，以求保社稷、报答大清圣皇。

……1870年那二十颗人头，并没有变成历史的教训。

图：天津教案押赴刑场抵命的中国人犯

声明：本网站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东西方的民俗文化，并非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

仅供娱乐参考，请勿盲目迷信。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