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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南京大学博士毕业。

著有《城市结构的变迁与重建－1949年前后的南京》、《南京百年城市史——文化卷》、《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新论》等。

二书籍目录南京是民国的首都，在1949年城市解放之后共产党短时间内完成了政权接管。

这本书从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以1949为切入点，对建国初期南京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

研究关注的问题有：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工作在农村，作为一种外来力量是如何成功进入城市社会的?如何实现权力扩张的?如何改造和重构城市社会,解决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城市结构是如何转型与变迁的?此书原本是作者的毕业论文，分为六章。

第二章主要讲的是中共在接管城市政务机构的过程中，摧毁国民党原来的政权机构，重新构建了党政合一的一元化城市管理体制；新政权重建了社会基础，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社会领域，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格局的过程。

第三章涉及经济领域，重建金融与生产秩序，一边将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同时对私营工商业予以扶持和限制、改造，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对城市经济实施了初步的计划管理，发展方向由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型。

第四章为社会整合与改造的过程，涉及新政权解决失业、游民乞丐、娼妓、贩毒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所采用的方法。

第五章讲了新政权文化改造的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单一专才教育模式、二是私营媒体的消亡与中央新闻宣传的建立；三是确定了一种的新文艺范式，四是宗教改革，实现国家对宗教界的有效组织控制。

最终总结了新建立的国家社会合为一体的社会在建立过程中的特征，通过和国民党时期整合社会采用的模式对比，对建国初期形成的城市制度进行了探讨。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清除旧的社会结构,并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新建立了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与控制。

其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组织化、社会整合动员化、社会生活政治化。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其深层原因在于国共两党整合社会的模式不同。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城市管理体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治理社会问题，但造成了政府权力的边界无限扩张以及社会中间力量的萎缩，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

三主要内容1.城市权力结构的变迁：社会管理组织化南京原本是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形成了庞大臃肿的官僚消费城市。

共产党接管就面临着问题，因为它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大量特务、匪徒、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

中共接手时，设立了一个相对简化的过渡性政权机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这个机关的领导下，接管过程基本上注意两个原则，一方面，对社会现有单位按照系统，先原封不动的自上而下接管。

首先通过和骨干谈话，做思想工作，再进行动员大会。

总体原则是先接管，再分类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是注重秩序和纪律，当时设立了各种组织，分会，保证接管城市的时候尽可能不发生冲突。

接管之后，首先停止了原来政府的一切职能性机构，比如政府、警察局、法院，这些司法还有外事系统，然后建立了党自己的简化的版本。

文中说司法机关从原先的2000人直接减少到了88人，小案件以调解为主，只审查大案和比较严重的犯罪，原先要几个月才能处理的案件现在只要几天就能受理。

而原先被辞退的人，也采用了包下来的政策，把他们集中组织起来，降低他们的待遇，然后组织他们重新学习。

政府先维持他们的生活。

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比较顺利的接管了南京，避开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先处理了旧政府系统。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

最大的不同就是党成为城市治理和管理的唯一主体。

党下面有各级党委，党组织部。

通过党来领导干部，干部负责执行。

它把领导决策和执行这两种过程给分开了，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

同时在这一时期党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纯化，比如各种干部培养，整风运动，比如各种学习活动。

同时，在这一时期，以党统政的城市管理体制也建立起来了。

市一区一街三级政权体系。

市委是政治领导机关，政府是权力执行机关，街道是区政府派出机关。

市委可以将一部分工作交给区委，减少市委的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掌握全盘工作。

区委就贯彻市委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区这一级政权的建设。

随着城市人口增多，基层事物越来越多，派出所缺少精力监管民政工作。

于是1954年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通过，街道办事处设立，主要负责更基础的事务。

比如优抚救济、结婚登记、社会劳 动力调配，计划粮、油、棉、布票证的核实签发，危险房屋修缮拆盖的了解审查，民信民访处理等。

和城市居民更加紧密。

通过这种一元化的治理体系，国家的权力还在不断向基层扩张。

1939年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把中国的基层政权从县下移到原来属于自治单位的乡镇。

但民国时期乡镇政府的行政控制效率受到了很大局限。

在建国初期，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阶段。

主要是伴随着保甲制的废除、居委会和单位制的建立而实现的。

因为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其实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保长、宗族等地方势力才能展开，实际上不在国家直接的控制范围里，于是当共产党接手城市后，就一边从保长入手，根据他们的态度来处理，要他们立功自赎；另一边从群众入手，发动群众揭露保甲组织的罪恶。

最后责令这些保长向人民政府交代了档案，并安排回乡专业。

这就废除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层，然后共产党就开始重新建立新的基层组织，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就是居委会。

最开始的居委会是以派出所辖区为单位制定的，政府向每一公安派出所派驻民政干事1-3人，后来就逐渐变得正规。

它在承担管理社会公共福利的同时，也获得了组织居民的能力。

但是居委会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即使是活动经费也需要由政府拨给，所以它对政府有很强的依附性。

于是居委会、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组成三位一体的城市综合治安管理体系，使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能方便对社会进行比较彻底的动员和改造。

社区从原来比较自主的状态走向直接面对国家的规范、监视和管理。

单位制度则和居委会相辅相成。

它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和社会这两极直接统合了起来，国家通过单位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所需的全部资源，形成了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一端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端是大量被分散和相对封闭起来单位组织。

国家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而在农村,它的基层政权建立过程和城市差不多，从原来的县一级，向下扩展到了乡镇、村，然后是居委会。

但是不同的是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使用了一种土改人民法庭，首要目的不是司法公正，而是政治需求，打倒了原本的地主阶级，乡村的权威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城市社会的全面改造：社会整合动员化在社会整合，以及共产党的动员能力方面，这本书讲了好几个方面。

比如在战后经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社会救济方式的改变，以及战争结束后大量的失业无业人员的安置、乞丐娼妓的收容改造、禁毒政策的推行，还有社会生活方式，比如审美、娱乐还有就业等等的变迁。

可以看到共产党依托对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建与控制，在社会动员方面获得了及其强大的能力。

可以说通过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非常有效率的除掉了传统样式的残余，建立了一个新的面貌。

比如从社团组织这一方面来说。

因为南京工商业发展较早，而且是近代政党活动的重要城市之一，社会团体的活动也很活跃，所以南京本身的社团组织之多、网络之严密、活动之频繁是为中国各大城市所罕见的。

民国时期有相当多群众组织，比如妇女团体组织就有20多个，商会和工会就更多，各种民间组织大概有一千多个。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市政府就清理改造了旧社会团体。

对于那些旧的不同性质的社团组织，可以按照政治危险程度分成三类，对于旧的党团组织，中央是一律没收，破坏和逮捕；而对于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采取教育或者铲除的方式，一方面因为会道门组织有一些秘密结社的色彩，所以有时候会转入地下，另一方面它其实经常和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所以它的处理难度可能比旧的党团组织还要困难。

在这里，共产党就把会道门组织先和其他正常的宗教区别开，然后再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展开舆论攻势。

对其他组织采用的方式基本是清查和接管。

在这些动作下，原有的那些比较有势力的社会团体就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剩下的组织都是能被国家控制的。

对于适应共产党自身特点的组织，比如各级工会组织、学习组织、青年组织等等，其实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

在这种过程中，多数社团都建立了市、区（县）、基层三级组织网络，并且丧失了独立性，完全依附于党和国家。

建国初期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弱化。

之前一直都说中国没有中间组织，从这里来看这就是因为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原有的社会组织被清除之后，新的组织是由上至下的被建立好的。

这种形式有利于政府调动资源，但是确实社会团体组织所代表的社会成员利益可能缺少保障。

3.城市文化的重塑：社会生活政治化在城市文化领域，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的。

至少从政治上说，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同质共同体，把持不同政见者和不能被同化的分子排除在外是缔结这个共同体的一种手段。

这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民族的、科学的、面向大众的文化。

比如在新闻，也就是舆论空间这个方面，晚清时期创办了数百种近代报刊，报道内容具有非官方的色彩，意味着当时的大众媒介已营造了一种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公共领域。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新闻机构主要分为国民党党报、中间派报 纸和亲共报纸三类。

政府不断强化对新闻舆论的管制，新闻自由的空间日益缩小。

尤其是到了1948年后，之前还能发表一些公正、独立的看法，但随着战争的失利和经济崩溃，类似《新京报》和《观察》等涉及时局的报纸都被停刊。

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反而更激起了新闻工作者发表看法的热情。

1949年城市解放后，如何对待和处理城市中旧的新闻宣传机构，成为城市军管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来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新政权 在新闻宣传方面主要表现在破和建两个方面。

破就是取缔国民党党 化报刊杂志，建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党报党刊，以控制舆论，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对于一些原先持中间立场或亲共立场的民间报刊以各 种手段迫使其关闭。

报刊的内容政治意味非常重，而且完全不再注重形式，《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用比较轻松的语调写，编写人员就被要求做自我批判。

1949从年到1952年底，私营媒体迅速消亡，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中共新闻宣传体系。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高度统一是这一时期的特征。

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清除旧的社会结构,并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新建立了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与控制。

其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组织化、社会整合动员化、社会生活政治化。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其深层原因在于国共两党整合社会的模式不同。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城市管理体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治理社会问题，但造成了政府权力的边界无限扩张以及社会中间力量的萎缩，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

拼贴画会议资料补充左右滑动查看会上讨论Cityreader：第一，关于社会史，每一个历史转折期都值得研究。

政权的变更是较重要的方面，本书实际上就是对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历史转折进行了讨论。

一方面，是对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讨论，即新政权应如何替代旧政权。

除南京外，对上海也有相关的研究。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除了要替代原有市政府各部门等一般性机构，也要思考如何把原有的私营经济逐渐替换成为公有（经济是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那较难长久地对整个社会进行管控。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法宝之一就是能够进入更基层的社会进行宣传，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协商、在不同阶段联合或反对不同的人等基本社会工作。

应从更广的层面理解社会的变迁和历史，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状态，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对于当下的影响，都值得思考。

第二，对历史的研究如何与空间相关的研究联系起来，如调整产业后，产业空间的管制以及空间形态会产生新的变化。

以上海为例，安克强所写的《1927-1937年的上海》中对这方面有部分讨论。

党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地体现在具体的市政工作中，另外在上海还涉及到参议会（参议会代表了地方的精英民众），了解几股力量复杂的纠缠，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变迁比较重要。

当向更加微观和细小的层面延伸时，就会出现行政效率与投入财政之间的矛盾；由于党与政是两条不同的线，二者间不明确的权限、大量人员和财政的投入等等就会导致彼此在基层中相互的冲突与攻击。

而因为城市规划不只是物本身的实践，权力构造也会对城市规划实践领域中最基础的机制的形成造成重要影响。

如在上海，由于党部与人民最贴近，人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往往由党部提出再移交给政府，进而再具体实践。

这些问题有些是宏大的，有些是具体的，如提出需要建设公园，那么在移交政府后，问题会再交给工务局，工务局再让具体的技术人员去完成，这就形成了实践的链条。

在本书的案例中，当时在转型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实践构成了某种遗产，这也在后来影响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状态。

国民党是掌握都市的政党，而共产党较缺乏城市管理经验。

毛泽东在1949年3月说道要进城了，不知这一进城的考试结果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接管是重要的，在接管之后所形成的对产业、社会、意识形态等的改造都成为了后来整个社会继续运作的基本手段，构造了之后的日常生活。

LY：上月读的《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讲述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而本书讲述了城市权力结构的变迁。

前者是通过土地改革的手段来完成，而后者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

在华北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共产党如何去团结更多的群众以达到其正式目的，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一动作将国家的权力不断向下延伸，进而引起了乡村权力的变迁，即旧的被打倒，新的被建立，以及资源的重新分配。

共产党通过对于基层权力组织的再洗牌以完成对于乡村的控制，达到内战时的政治目的。

在城市方面，当时战后南京在一年之内换了四任市长，第一任市长是刘伯承。

国民党时期存在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如何在保证自身的政治倾向下去的解决方式，从市长的变迁能够看出在不同的阶段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听后个人感觉是通过管理组织的方式来完成实质上的控制。

似乎在城市，动作的底层逻辑与在乡村有相似性，即通过动员式治理以及权力不断向下层的渗透，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

南京作为前国民党的政权中心所在地，其极端的通货膨胀、官僚腐败、大量敌特分子的存在等各种方面的问题，听下来还不是很清楚。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9》一书中针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1939-1949年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矛盾、国民党的土地改革、社团，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虽然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对于当时而言，征兆并不明显。

在国民党遗留的问题、共产党的解决手段和达成自身目的的方式、以及其中存在的矛盾冲突等方面，对权力的研究是较重要的。

TTZ：很大程度上，共产党的城市策略是将在乡村的一些工作经验移植到了城市当中，如其政权结构的下放和对下层的渗透。

单位的内部结构与行政结构的高度同构，形成了当时单位和居委的两种管理体系。

因为当时完成三大改造后，要立刻面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由于经验不足，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包括对单位、国营农场等各种制度和宣传教育方式的学习，因此相对比而言，单位的力量更大。

LGC：共产党掌管政权后在城市方面与国民党不同，是党政合一的。

但与大部分政权更迭类似，共产党也要置换政府班子、清除原有地方势力。

另外，经济基础的建立也是政权合理性的重要方面，因此在城市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

Cityreader：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权力在空间中运行的方式。

大的层面为国家层面，其中自治和官治是两个大的原则，在被纳入传统的府、州、县构架当中之后，在内部进一步分为科层制和教育公务财税体系等等。

而党、政在同一空间出现后协调矛盾的办法，在中央层面是政治局会议，在其他不同层面有党政联系会，现在也沿用了这一模型。

要理解国土空间中不同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权力在不同阶段所遇矛盾的解决方式。

另外，在转换期间的权力构架也较重要。

如可以通过在观念、行政机构、经济模式、社会管理等层面上，对比沈怡（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任南京市市长时，国民党治理城市的执行方式，与之后的转换时期的变化与区别，来认识一般时期和转换时期的治理模型。

本体（在一般时期具体运行当中的状态）和处于转换时期的状态，都值得思考且仍有较大研究空间。

现在正在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共构的社会状态转向新的阶段，这其实是在原有状态之上的增长与变化。

生产方式是一切的核心，生产方式的转变会带来观念、艺术形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

因此一方面要回顾过去，过去仍有较多值得推进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面向当下。

但这两方面是一体两面，只有把视野放大才不会就事论事，要用回溯性的工作和更大的视野指向当代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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