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中新网资料图这两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发现火药后，很早就用来制作各种火器用在战场上。

世界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整个过程也全都靠的是黑火药，黄火药在近代晚期给这一进程大大加速，但不能忽略黑火药的意义，而且如果没有黑火药做基础，欧洲人也无法发明黄火药。

中国火器的巨大潜力火药最初出现在道士的炼丹炉中，是当成药物来使用的。

古代医学认为硝石可以治内热、胃胀，硫磺可以化金银铜铁，二者合起来是一种治病的药物，所以叫火药，《本草纲目》认为火药可以驱虫辟邪。

成书于唐代中期的《真元妙道要略》记录了最早的火药的威力，硝石、硫磺、雄黄与蜜一起烧可以引起爆燃，很快就能把房屋烧个干净。

火药发明后，很快被用于战场，唐末的军阀混战中就有人使用飞火。

北宋《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火药的配方，爆炸要用到的硝石含量很低，倒是各式助燃剂如油、松脂、沥青的含量很高，可见此时的火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燃烧弹而非炸弹、子弹，此外，这时的火药有时候还会加入砒霜来燃烧，让敌军中毒，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

整个唐代和北宋，中国的火药常用来制作燃烧武器，如火药箭、火蒺藜、火毬、毒药烟球、火炮（裹了火药的炮石，由投石车抛射）等，都是燃烧性火器，其中宋初冯继升研发的火药箭利用火药燃烧的后坐力来推射箭矢，堪称是今天火箭的雏形。

不过，就技术含量和效能而言，这些火器没有超越同时代的欧洲。

公元678年，东罗马帝国面对阿拉伯帝国二十万大军围城，使用铜管喷射希腊火焚烧敌舰，全歼了庞大的阿拉伯海军。

希腊火的配方已经失传，但应该是石油为主的化合物，可以在水面燃烧，配合机械喷射威力巨大。

希腊火此后长期成为守卫君士坦丁堡海面的秘密武器，诸多强敌折戟于希腊火之下，毫无办法。

到了宋金对峙的时代，因为宋金之间战争频繁，双方分别发明新火器辅助作战，中国火器获得巨大发展。

宋将陈规发明了火枪，虽然此时其作用接近喷火器而非枪械，但管形竹筒的设计为枪械准备了条件；宋将魏胜发明了安装火枪的如意战车，用畜力拖动。

南宋给所有战船都安装投掷火炮（燃烧弹）的抛石机，完颜亮侵宋时，宋将李宝率水军奇袭金军的水师基地陈家岛，就是利用火箭、火炮等燃烧火器全歼规模巨大的金军舟师，可以说此时中国的水战武器也达到了希腊火的水平，南宋炮船可以算世界上最早的炮舰。

金人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炮——攻城用的铁火炮；比竹竿火枪燃烧效果更佳的飞火枪，堪称单兵喷火器；还有用铁罐装火药制成的震天雷，点火后扔出去，声音吓人，炸裂的铁罐碎片对四周溅射伤害，可谓世界上最早的炸弹。

宋蒙战争中，宋人又发明了最早的枪械——竹制的突火枪，发射子弹杀敌，最远可到一百五十步，元代则将突火枪从竹制改为金属制，打造出金属火铳，到了元末，已经在军中普及开来。

不过直到元初，中国的火器仍是以燃烧性火器为主。

从南宋到元代，中国火器基本上涵盖了直到现代仍在使用的所有门类的热兵器。

不过，伊斯兰世界很快就学会了各种门类的中国火器，在研发上甚至更胜一筹，传到欧洲之后，欧洲火器更是飞速发展，把世界其他部分远远甩开。

中东和欧洲后来居上宋代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商贸、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定居中国，甚至受雇于宋军，他们很快就把火药和火器的知识传回阿拉伯。

另外，蒙古西征时对伊斯兰世界广泛使用了火器，也促进了他们对火器的学习。

1240年，植物学家、安达卢斯（今西班牙南部）的伊本•贝塔尔在其著作《医方汇编》中介绍了中国的硝石，将其称为中国雪焰硝花，介绍了其爆燃属性。

1256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伊尔汗国，效力于伊尔汗国的叙利亚人哈桑•拉曼撰写了一部兵书《马术与战争策略大全》，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火器、火药配方和硝石提纯等技术。

西亚、北非本来盛产硫磺，但是不知道硝的用处，所以没能发明火药，一旦知道火药怎样合成，伊斯兰世界的火器就迅速发展起来。

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就在突火枪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式火器马达法。

马达法用较大的木筒取代了中式的竹制枪筒，用石球取代了中式的弹丸，实际上把突火枪改造成了近代火炮的雏形；还有一种是在木筒里装箭，用火药推射铁箭攻击，可能是来自环地中海地区弩炮的传统，后来欧洲最早的火炮也是推射铁箭攻击，应该就是受此影响。

马达法实际上已经优于元朝和蒙古各汗国的火器，而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喜欢做实验，从炼金术生发出来的化学非常杰出，火药提纯也胜过中国，堪称后来居上，也就是说，日后欧洲人向伊斯兰世界学习火器，起点比中国更高。

欧洲最早记载火器的文献是1326年伦敦主教为英王爱德华三世作的加冕辞，加冕辞下方就画着瓶型火炮，用火药发射巨箭。

在欧洲，争霸不休的意大利城邦最先掌握了火器的制造技术，随后，火器也被英法德掌握，并且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大放异彩。

正是在百年战争中，欧洲的大炮把目标从杀伤人员转向攻城，欧洲人开始制造能够轰塌城墙的巨炮，并且在竞赛中造出越来越大的火炮。

1375年，法国的铸炮师在卡昂铸造出重达2000磅（大约900公斤）的巨炮，两年后，勃艮第国王勇敢者腓力用巨炮轰开了英国人的奥德雷克城堡，证明了巨炮的价值。

百年战争的后半段，英王亨利五世用巨炮夺取法国数十个城堡，其后法王查理七世更是建立起欧洲最高效的炮兵，横扫英军，收复了被英国占领的大半个法国。

欧洲人又将这种巨炮装到船只上，在大航海时代无往而不利，达•伽马率领几艘炮舰就可以纵横东非和印度，配备数十门巨炮的船只往往可以轻松击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

在殖民扩张中，欧洲人又在殖民地修筑棱堡、配置巨炮，令成千上万的土著军队望而却步，毫无办法。

欧洲人通过炮舰和要塞，轻易取得整个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近现代历史。

西欧的火炮也回流到东欧，俄罗斯人用先进的枪炮把蒙古诸汗国炸得人仰马翻，向东方急速挺进。

而伊斯兰世界也引进西欧先进枪炮，出现了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等三大火药帝国，即便是近代相对闭塞的中亚，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传授，拥有自制火绳枪和轻型火炮的能力。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口径夸张的乌尔班大炮起了重大作用，苏丹亲军耶尼切里也是一支精良的火枪军队。

1526年，帖木儿帝国的孑遗巴布尔进军印度，在帕尼帕特战役中用火炮大破德里苏丹国的象兵，杀进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后来莫卧儿帝国设置了炮厂，拥有70门炮的常备军。

波斯因为路况较差，难以使用巨炮，火器使用滞后一些，但18世纪前期，取代萨法维王朝的纳迪尔沙运用从欧洲引进的先进火枪和骆驼载的小黄蜂炮，横扫波斯、印度、中亚，多次大败奥斯曼军队，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征服者。

明清体制令中国火器辉煌不再全世界火器日新月异之时，发明火器的中国却被甩在了后头。

清朝康熙帝对准噶尔火器赞巴拉克的性能感到惊异，雍正帝时期更是大规模仿造，给清军装备，日后发展为抬枪。

而这种赞巴拉克也就是骆驼载的小黄蜂炮，不过在康熙帝之前三四百年的马穆鲁克王朝发明的过时武器，虽然在波斯、中亚的地理环境中仍有一定的独特作用，但比西欧先进火炮已经落后了好几个时代。

中东和欧洲火器反超中国是在元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战争烈度不高，不需要像无日不战的欧洲人那样改进火器。

到了元末，起义军令火器得以复兴。

不过，朱元璋等元末群雄的火器都是走的重量不重质的路数。

虽然洪武年间明军的火铳装备率达到10%，拥有十几万火铳兵，但火器水平未必能达到宋朝的高度，更不用说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了。

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时，用的大碗口筒是杀伤人员的霰弹炮，没奈何是燃烧弹，所谓火炮是用投石机抛射燃烧弹，焚毁敌方战船。

在攻打张士诚最后的据点苏州时，朱元璋用来攻城的也是投石车而非巨炮。

可见，在元末乱世的火器使用中，看不到欧洲火器向巨炮的转型。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夯土城墙太厚，巨炮轰不垮，所以没必要制造巨炮，但朱元璋攻城时都使用了威力比巨炮小得多的投石车，可见攻城器械未必要奔着轰塌城墙去，没有理由放弃开发巨炮，应该是因为朱元璋的军队整体技术水平太低，不会造。

夺取天下后，朱元璋一方面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打压戮士人，导致知识、技术出现断层，许多技术可能因此失传。

明军的火器配备率虽高，但明朝从开国就严禁民间持有和研发火器，地方政府想要自制也不行，必须通过朝廷统一调配，因此抹杀了社会自行改进火器的可能性。

以上种种原因，令明朝的火器十分落后。

到了中期，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沿海后，他们预先装填、能够连续发射的鹰炮被明军视为神器，称之为佛朗机炮并加以仿制，但这种炮在当时的欧洲已是过时的二流货色。

后来荷兰人的普通舰炮，更是成了明军在跟建州女真的战争中拿来救命的红夷大炮，最早明军还是从海里捞的沉船上的。

就连性能明显不如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火枪，也被明人赵士贞改装为鲁密铳（鲁密意为罗马，奥斯曼以罗马自居），视为利器，可见明朝火器水平之低。

女真人在明军的红夷大炮下连吃苦头之后，自行开发火炮，加上投降的明军炮队以及欧洲传教士的指导，其火炮运用一度领先东亚。

不过，随着满清向明朝学习，走向闭关锁国，这些可喜的变化也渐归沉寂。

1724年，雍正帝驱逐传教士，满清引进西洋科技的步伐大幅减缓，1776年，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后，达成十全武功，认为海内无事，为防止火器流入民间，大量销毁战争中赶制的火器，中国火器革新的步伐至此戛然而止。

一些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不像欧洲那样战争频繁，是中国火器发展迟滞的最大原因，但实际上明清时代平定民变、改土归流的战争并不少，有些规模还很大，但也并没有促进火器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清一反唐宋开明之态，在防范社会的专制上达到了巅峰，是秦制的集大成者，试图垄断目力所及最先进的火器技术，既闭关锁国、切断与西方的经济技术交流，又不愿让民间推动火器的研发和更新换代，整个社会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火器的热情和动力。

当明清皇帝感到王朝陷入军事危机时，也会大力引进欧洲先进火器，说明他们具备学习先进技术的能力，如果一直这样，就算研发差些，也不至于跟欧洲差距过大。

但一旦危机过去，又会切断跟海外的联系，无视域外火器的蓬勃发展，直到欧洲人用满清无法想象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为止。

（完）作者/彭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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