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

从四大机构里，走出了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考古名家。

曾任《生活》杂志副总编的作家张泉，曾经策划过敦煌、台北故宫、营造学社等专题报道，近十年来，他广阅资料，潜入档案，重新审视史语所等四大机构的使命、探索与贡献，《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由此而生。

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

史语所的成立与其主导的以安阳发掘为代表的考古活动，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呢？中国文物研究传统是金石学，即器物类型定义和阐释，这是书斋文人的兴趣爱好，而近代考古学的生成却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为了与旧有的古物学传统划清界限，当时就有锄头考古学和围椅考古学的辩论。

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都是在荒原上渐渐形成的。

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家曾经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过程。

在史语所成立之前，包括安特生在内的22名外国人都是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成员，安特生还深度参与了周口店和仰韶遗址的发掘，安特生的论文《中国远古之文化》提出了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而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中国学人的争议，此后由李济和董作宾主导的安阳发掘，成功地推翻了安特生的论调，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

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在一团迷雾中慢慢前行，需要克服、解决很多问题，学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提高。

比如，殷墟发掘，董作宾主攻甲骨文，李济负责研究出土文物，有一次，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感觉这是对死者的冒犯，于是就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

而在李济看来，一堆枯骨、一片破陶、一块木炭，它们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中国考古学面临着观念的碰撞。

在中国的大地上，上至高层官僚，下至乡野百姓，没有几个人懂考古学是个啥。

人们视之为盗墓、破坏风水，挖到了啥宝贝？要分一杯羹。

随身携带死人骨头，古里古怪的，肯定有问题。

考古学家受到各方的干涉，有时考古现场遭到破坏，有时人身安全也有威胁，交通意外、坍塌事故、匪寇抢劫、日军行凶，先后夺去了翁文灏、丁文江、赵亚、傅徽第等人的生命，随后政局变动、战火纷飞，更加凶险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学术成果，行路难、难行路，北京人头骨杳无踪影，如陈寅恪手稿化为灰烬的事件更是家常便饭，在凄风苦雨、硝烟弥漫的环境里，他们砥砺前行，矢志不渝。

除了史语所，这部作品还讲述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各位先生的故事。

王国维、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思永、梁思成……考古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除了田野考察，还需要语言、历史、艺术等多门学科的支撑与多向的交流。

这些学者在工作中树立了高标准的科学品德，建立了系统化的研究方法，逆流而上，于乱世中求学问。

这是一个时代的传说、一组群像的丰碑，鸡鸣不已，弦歌不绝。

钱穆先生曾有言，研究国史者，必怀一份敬意与温情。

阅读张泉这部作品，我也总是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敢遣春温上笔端。

张泉书写他们的抉择与命运。

风雨飘摇，国事殆危，他们努力把握着自己的人生方向，继续为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奉献自己一腔纯挚的热忱。

对于历史劲流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书写，作者构建了一个有温度的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百年之前，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不计代价地、执着地在做学问，用自己的骨肉心血奠定了一门学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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