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24年第1期，总第898期），原题为《宜昌：物种上新》。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简宏妮

2022年4月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的 2022年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现场，中华鲟从放流通道滑入长江

曲焕韬，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站长，从2013年至今已驻站工作了10年。

该放流站由中华鲟研究所负责日常运行管理，每年鱼类繁殖季期间，曲焕韬就会和同事及市民一起，来到宜宾市区的长江边，将人工繁育的珍稀特有鱼类苗种放流到长江自然生境。

800多公里之外的宜昌滨江公园，杨菁闲暇时常和家人在江边漫步。

总是能看到江里成群的小鱼，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江豚跃过水面。

中华鲟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22年10月5日，市民在湖北省宜昌市滨江公园灯塔广场游玩（肖艺九/摄）

位于湖北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隶属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是我国首个因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立的珍稀鱼类科研机构，是三峡集团水电开发中鱼类物种保护的技术支撑、水环境保护的创新平台和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的科普窗口。

三峡地区素有长江流域绿色宝库物种基因库之称，长江宜昌段也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中华鲟的栖息场所。

鱼博士

我们基本形成了以水产养殖技术研发、珍稀特有鱼类物种保护和水生态修复为三大学科方向的科研体系。

杨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有时会去养殖车间喂养属于她的实验鱼。

2017年3月，杨菁从西北农林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毕业后，来到中华鲟研究所物种保护研究室，负责中华鲟人工种群遗传管理和生长发育调控研究。

从事中华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似乎是一种天意。

杨菁说，硕士期间，她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博士毕业论文跟鱼类相关。

目前，该研究所有固定科研人员63人。

比杨菁早7年来到研究所的杜合军，毕业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是中华鲟研究所物种保护技术学科组组长。

杜合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读硕士时就开始研究鱼类，那时候去野外做鱼类调研，发现很多鱼类资源受到破坏。

博士毕业的时候，从事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的人比较少，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于是便选择了这个方向。

杜合军初到长江三峡流域进行环境保护研究工作时，环境十分艰苦。

当时三峡大坝上，只有1个临时的中华鲟繁殖基地，我在上面进行了2年的养殖工作。

当时，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实验条件。

杜合军说。

2023年9月，杜合军和同事成功完成了中华鲟的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

该项目历经十年，终于成功结案，意义重大——类似于建立了中华鲟的基因北斗导航系统，为中华鲟种群管理和亲子关系鉴定提供理论基础，为更好地开展中华鲟等鲟形目鱼类的基因组学、遗传育种、种质保护、多倍体进化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数据支撑。

杜合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被称为长江鱼王。

中华鲟是典型的长距离海河洄游性鱼类，每年6月之后，它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次年秋冬季节，到达长江中游的产卵场，进行产卵繁殖。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给中华鲟洄游产卵带来阻碍，再加上过度捕捞和误伤等，洄游到长江的野生成年中华鲟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的2000多尾迅速衰减到如今不足1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中华鲟保护工作变得刻不容缓。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特有珍稀鱼类保护技术的研发和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姜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中华鲟研究所共有12名博士，姜伟也是其中之一，他和杜合军同一年来到中华鲟研究所，挑起最为艰苦的中华鲟野外生态监测重任。

繁育

相比较后来加入的鱼博士，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实验站站长朱欣与中华鲟打交道的时间更为久远。

1991年，朱欣就加入了中华鲟研究所负责幼鲟培育。

2022年1月11日，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实验站珍稀鱼类养殖车间

最初，在朱欣的心目中，中华鲟是娇弱的。

尽管亲鱼一次产卵可达30万—130万粒，但产卵后5天内，自然界只能有不到10%的鱼卵能孵化为鱼苗。

在鱼苗的养殖环节，问题又来了：尽管水取自长江，水温也跟野外保持了高度一致，过程中哪怕小心翼翼，但鱼苗的存活率却仍然只有1%—10%。

食物也是一个难题。

研究人员从江中捕来水蚯蚓、蚊幼虫和小鱼虾，它们所携带的细菌会导致鱼病。

此外，中华鲟在池底游动，娇嫩的肚皮极易被擦伤。

伤口虽然在显微镜下难以发现，但也容易感染。

朱欣回忆，1994年，研究所为准备研学活动，布置了玻璃缸鱼苗展区，幼鲟竟表现得很是活泼。

很快，鱼苗从水桶、水盆、水泥池中搬家到玻璃缸，开始扭尾游动，努力长大。

为了防止中华鲟娇嫩的肚皮被擦伤，朱欣和养殖人员降低了水缸中鱼苗的密度，又慢慢将水温升高，发现鱼苗们适应得更好，存活率更高了。

我们原以为将鱼苗生存的环境控制得跟自然环境一样，它们就能活下来，其实并不是的。

这是一点一点试出来的，没有先例可循。

朱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解决了水质、水温、鱼病、养殖设备等一系列问题后，中华鲟研究所在国内率先突破大规格幼鲟的培育技术，将规模化培育幼年中华鲟的成活率提高到70%以上。

不同于其他生物具有第二性征，中华鲟从出生到成年都不能从外形直接鉴别性别，这不利于人工养殖中华鲟的种群繁殖及放流性别比例调控。

以前，只有成鱼才能通过穿刺的方式鉴定性别。

杜合军介绍，2020年，中华鲟研究所研究出DNA分子性别鉴定技术，对于刚出生的鱼，只需从身上刮一点体液或者剪鳍带，就能鉴别雌雄。

对于曲焕韬来说，圆口铜鱼是他这10年来最深的牵挂。

曲焕韬所在的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主要承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圆口铜鱼、岩原鲤等鱼类的研究保护和增殖放流工作。

年之前，圆口铜鱼的规模化繁育进入了一个徘徊阶段，主要制约因素就是小瓜虫病。

小瓜虫病传染性强且死亡率高，一旦暴发，短时间内会造成大批量死亡。

曲焕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通过反复的实验，综合运用环境调控和营养免疫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小瓜虫病的防治难题终于被解决了，近年来圆口铜鱼规模化繁育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中华鲟研究所的展厅里，120多种长江特有珍稀鱼类蔚为壮观，杨菁介绍，这是全国收集驯养长江鱼类最多的一个展厅。

长江中的鱼类总共是400多种，它们构成了非常珍贵的长江鱼类活体种质资源库。

杨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中华鲟研究所宜昌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养殖车间，中华鲟、长江鲟和其他鱼类在蓝色的大缸里自在畅游。

朱欣说，每天都有专门的养殖工人投喂并监测它们的健康状况，每年都会给它们进行健康体检。

该保育中心于2020年正式投入使用。

现在，保育中心人工繁育中华鲟的规模已突破了1万尾，其中，成熟和近成熟中华鲟有1000多尾，这里是鲟类家族的诺亚方舟。

截至目前，中华鲟研究所累计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超过500万尾，为补充中华鲟种群资源、实现中华鲟可持续繁衍生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鱼类的人工繁育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野外物种的恢复。

朱欣说。

追鲟

在宜昌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每年都会有中华鲟和其他长江特有珍稀鱼类被放流。

2023年，放流的中华鲟数量有20万尾。

放流之后，通过中华鲟身上携带的各种各样的信号标记，工作人员对它们的整个轨迹和行踪进行监测。

同时，在沿江各城市设置不同的监测点位。

根据往年的监测情况来看，中华鲟会在1个月之后抵达长江口，从那里入海。

在整个过程中，渔政、航道等部门也会密切监测放流动态，让中华鲟的归家之旅能够一路平安、一路畅通。

为了研究中华鲟放流后的洄游规律，我们对放流鱼进行标记。

对30厘米左右的小个体鱼，我们采用可视荧光标记，主要是用来区分放流的个体与可能存在的野生个体；对60—70厘米的个体，我们采用PIT芯片标记；对部分1米以上的大个体，我们将开展声呐标记。

姜伟说，这样标记区分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详细的中华鲟洄游数据，包括最后的入海率等信息。

我们还将对所有的放流鱼建立遗传信息档案。

姜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之后，长江干流中华鲟放流后的生存比例得到了大幅提升，入海比率从30%—40%提高到现在的70%左右。

但令他困惑的是，虽然人工繁育的技术已经成熟，规模化的放流也已经实现，但从海洋中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数量却并没有明显增多。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未来需要各地区、各部门联动，推动更加系统的科学研究。

为了科学准确地掌握中华鲟放流群体的洄游规律，自年起，姜伟和他所在的团队首次开展中华鲟海洋生活史的系统性研究。

当被问到如果放流的这些中华鲟能够听懂人类语言，你最想对它们说什么时，姜伟不假思索地答道：希望这些鱼儿能够快快跑！跑到大海里好好吃好好长，长大后早点回到长江，不断繁衍生息。

黄金窗口期

‘十年禁渔’对我们增殖放流工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窗口期。

曲焕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研究保护的长江上游鱼类中大部分性成熟时间为3—4年，禁渔十年可以让这些鱼类有2—3代的繁衍机会。

这意味着，我们长江里珍稀特有鱼类种群数量将有望得到明显提升。

物种和长江生态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

对于长江物种的保护，先进的理念和正确的保护措施极为关键。

杜合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通过不断构建完整的保护体系，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与繁殖方面共同发力，长江的物种不断增多，江豚再度回归，中华鲟人工繁育放流数量逐步增长，其他特有珍稀鱼类也许将成为长江中的常客。

202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第三年和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的第三年，也是宜昌深入开展长江高水平保护修复攻坚战，进一步筑牢长江生态屏障的关键之年。

近年来，宜昌强力推进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复绿长江岸线、整治非法码头、水质改善等措施，在护航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的同时，也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宜昌市点军区艾家镇境内的葛洲坝下至芦家河浅滩是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长江鲟、长江江豚、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物以及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的栖息地。

该保护区作为负责中华鲟监测、救治救护、科普宣传、资源调查、增殖放流、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主要保护中华鲟的自然繁殖群体及其栖息地和产卵场，对中华鲟的物种延续和珍稀水生物保护起着关键性作用。

长江物种的保护，首先是自然种群的保护，其次为了扩大物种规模，需要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并放到自然水域中去做补充，最后也要监测物种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况。

三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层层递进。

尽管珍稀特有物种的恢复会比较漫长和艰辛，但我们对放流后中华鲟的存活比例很有信心。

姜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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