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22日，沈阳晚报在头版刊载了《举报！举报重要线索》一文，警方在此文中呼吁，“10月19日，我市和平南大街39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巨额特大案件，现警方掌握线索有三名歹徒均穿着深蓝色夹克式工作服，头戴深蓝色塑料安全帽，请两辆摩托车，另一个蓝色手提包，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

”

报道发出才三天，警方向社会公开了歹徒的模拟画像，同时多家广播电视台轮番报道，举报有功，提供关键信息奖励十万，一时间声势浩大，整个沈阳都行动起来了。

要知道十万在1999年那可是巨款呢，这样兴师动众的收集线索，可以看出警方破案的决心。

就在模拟画像公布4天之后，警方端掉了这个恶贯满盈的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的罪证，他们连续作案12年、杀害24人、杀伤40多人、抢劫财物300余万元。

至此，响彻沈阳的3.8大案终于落幕。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01

沈阳，这座位于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在1990年代末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对于第一饲料厂的员工来说，每个月最期待的日子莫过于发工资的那一天。

3月8日，这个普通的日子因为工资的发放而变得特别起来。

在这一天，厂区里的气氛似乎比往常更加活跃，厂里的财务部门在这一天也格外忙碌。

出纳员们会提前准备好现金，司机和保卫人员也会一同前往银行，确保这笔资金的安全。

从银行回来的路上，他们会格外小心，尽管这样的流程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但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一样，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个看似平常不过的工资发放日，一场精心策划的罪恶正悄然逼近。

一辆红色的出租车，静静地跟在取款车辆的后面，车内的人已经暗中观察许久，等待许久。

1996年初春，沈阳第一饲料厂的门口出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男子。

他自称是来讨债的，嘴里念叨着要找某人还钱。

这个男子，就是后来震惊全市的3.8大案的主犯之一。

他的目的并不是讨债，而是另有所图。

通过伪装成讨债人，他试图从饲料厂员工的口中套出工资发放的具体日期。

门卫的警觉性很高，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但这个狡猾的歹徒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转而向厂里的一名员工下手，用20块钱的小恩小惠，轻而易举地买到了他想要的信息——每个月的8号，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

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后，歹徒们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精心策划。

他们观察、踩点，制定了详尽的抢劫计划。

他们知道，要想成功，就必须做到快、准、狠。

时间来到了1996年3月8日，像往常一样，两名出纳带着司机和保卫，从银行取出了20.7万元现金，装在袋子里，放在了车后座。

他们没有注意到，一辆红色出租车已经悄无声息地跟在了他们身后。

当车辆驶入厂区，准备停车时，出租车迅速靠近，三名歹徒从车上冲了下来。

他们手持五四式和五九式军用手枪，对着司机和保卫连开数枪。

在短短的75秒内，两人倒在了血泊中，一人重伤。

歹徒抢走了装有现金的袋子，迅速逃离了现场，只留下现场的弹壳和惊恐的目击者。

这场突如其来的抢劫震惊了整个沈阳。

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但现场留下的线索极少。

歹徒们似乎人间蒸发，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信息。

沈阳第一饲料厂的员工们陷入了悲痛和恐慌之中，他们无法相信，就在自己的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残忍的犯罪。

这起案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打破了沈阳的平静，也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看似安宁的社会背后，暗流正在涌动。

02

随着1996年3月8日那起震惊沈阳的抢劫案的发生，一个罪恶的序幕被拉开。

歹徒们并没有因为初次得手而收手，相反，他们的野心和胆量随着每一次成功的作案而膨胀。

在随后的几年内，这伙歹徒像不断地犯下一起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

他们的作案手法多样，从伪装讨债到直接抢劫，从精心策划到闪电行动，每一次作案后，歹徒们都会迅速逃离现场，消失在人群中。

他们的逃脱策略同样狡猾，时而混入人群，时而驾车逃离，时而变换装束，让警方难以捕捉到他们的踪迹。

随着案件的连续发生，歹徒们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但他们的贪婪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反而变得更加疯狂和残忍。

这一连串的案件在沈阳市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原本平静的社区，现在每到夜晚就变得寂静无声，居民们不敢外出，商户们早早关门，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中。

尤其是司机，灭日都是胆战心惊。

警方面临的压力也是空前的。

随着案件的连续发生，公众对警方的质疑和不满也在增加。

每一次警笛的响起，都是对警方的一次警醒，每一次案件的报道，都是对警方的一次责问。

沈阳警方如坐针毡，他们必须尽快找到这些歹徒，恢复市民的安全感，维护法律的尊严。

压力巨大的沈阳警方开启了一场自建国以来罕见的大搜捕，展开了铺网式排查，600多名警察地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前后长达20多天，破案千余起，抓获数百人，可三八大案的嫌疑人依旧没抓到，关于三八案的受害人数仍在增加，1997年10月16日和11月19日，又有两人惨遭杀害，13.9万元现金被抢。

03

不久，针对3.8大案的专案组成立了，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法医专家、心理分析师等组成。

他们聚集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揭开真相，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专案组成立之初，便确立了侦查策略：从每一个案发现场寻找线索，从每一位受害者和目击者那里收集信息，从每一条可能的途径挖掘证据。

警方采取了多种侦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勘查、物证分析、嫌疑人跟踪、线人调查等。

他们利用当时的技术条件，尽可能地还原犯罪现场，寻找犯罪分子留下的蛛丝马迹。

然而，侦查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犯罪分子狡猾且残忍，每次作案后留下的线索极其有限。

警方在案件侦查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由于犯罪分子的残暴，许多目击者害怕作证，担心遭到报复。

当时的侦查技术有限，无法像现在这样利用高科技手段迅速锁定嫌疑人。

但奇怪的是，往后两年中，这些歹徒似乎偃旗息鼓了。

难道是他们抢够了钱，金盆洗手了吗？并没有，两年之后的1999年10月19日，又一声枪响滑坡了城市的安宁。

当天傍晚5:45，和平南大街39-11楼，商人曹某、张某从银行取了两袋现金，曹某先拎着一袋往家走，另一袋由张德敏停好车之后再拿回家。

进入单元楼，曹伦刚开家门，身后楼道就突然闪过两人，一人朝他背部开枪，另一个人抢了包就跑。

与此同时，张某也被人持枪追赶，还好他跑得快，没被枪击中躲过了一劫。

三八大案，他又来了。

从1995年9月10日田某惨死车中，至1999年10月19日特大抢劫案时，已连续发生7起案件，共9人遇害，5人受伤，被抢现金136万余元。

这一伙人属于每次出手必杀人。

此时沈阳市公安局杨局长继任局长，他回想过去四年，警方虽大力侦查，但手段有限，纯靠刑警们一双眼看，一双腿跑，不像现在有天网系统、手机、网络、DNA等等，再加上歹徒十分狡猾谨慎，每次出手快准狠，缺少人证物诊，很难找到线索。

10月19日，杨局长从案发现场回来之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想到，既然全市16000名干警不够，那就发动680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将案情披露，公开征集线索。

这样做唯一的顾虑就是，如果案件在短时间内破不了，沈阳警方就要被架在火上烤了。

但他还是决定破釜沉舟。

10月21日晚，晚间电视新闻播报了此案，一石激起千层浪，沈阳市民积极提供线索，在这些不穿警服的人民卫士中，出现了一位最强助力，他就是目击者周焕补。

04

线索的出现，也是相当偶然。

周焕补是一位普通的修车师傅，每天早晨六点开始，直到傍晚六点，他总是固定在路边修自行车。

1999年10月19日的那个傍晚，老周像往常一样收拾工具准备回家，却意外地目睹了两名歹徒的行踪。

他们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头盔，骑着摩托车，这些细节深深印在了老周的脑海中。

当警方找到他，询问他是否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情况时，老周的记忆如同打开了闸门，据老周所说，那人50多岁，他见过了四五次，夏天就来过，每次都骑个红摩托车，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既不像等人，又不像做买卖，看着就不像个正常人。

老周的证词为警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他的描述帮助警方构建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并在媒体上广泛发布，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

老周的记忆力和观察力，成为了警方破解这起案件的重要武器。

不久，根据老周提供的线索，警方初步锁定了嫌疑人的摩托车，里嫌疑人越来越近。

1999年10月28日，警方经过连日的蹲守和布控，终于迎来了抓捕的时刻。

晚上11:30，警方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嫌疑人所在的住所，一张精心布置的法网正等待着嫌疑人落网。

10月29日清晨，警方果断出击，8:40，汪嘉仁在其住处被捕。

不久后，9:00，汪嘉里也未能逃脱法网。

警方的行动迅速而准确，没有给嫌疑人留下任何逃脱的机会。

在汪嘉仁和汪嘉里被捕后，警方立即进行了审讯，并请来了周焕补进行辨认。

老周的确认为警方提供了决定性的信心，他肯定地指出，这两人就是他多次见过的嫌疑人。

汪嘉仁和汪嘉里的被捕，标志着3.8大案的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警方的不懈努力和周密的侦查计划，终于将这些罪恶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沈阳市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

05

随着汪氏兄弟落网，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供认出团伙的其他成员。

出生于1953年12月18日的孙德林，从小就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

他的早年生活充满了与法律的冲突，学校批斗、父亲的责骂，似乎从未有好事降临到他头上。

成年后的孙德林并没有走上正途，而是选择了一条通往黑暗的道路。

他曾在农村下乡，但表现不佳，多次因偷窃而被劳教。

回到城市后，他试图通过烧毁自己的档案来抹去过去，但最终还是因为赌博和不诚实的行为被停薪留职。

孙德林的犯罪动机很简单——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

他想要快速获得财富，享受他所认为的“成功”生活。

为此，他开始策划犯罪，组织了这个犯罪团伙，专门从事抢劫和谋杀。

孙德松是孙德林的弟弟，曾是军人，但同样陷入了赌博的泥潭。

在孙德林的召唤下，他加入了团伙，成为了孙德林的得力助手。

所以这个团伙主义就是孙氏两兄弟和汪氏两兄弟。

另外还有一个王文旭，团伙中的“知识分子”，中专文化程度，算是团伙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

她负责为团伙出谋划策。

这个团伙分工明确，制度清晰。

孙德林作为首领，策划和指挥每一次行动；汪嘉仁和汪嘉里负责执行，他们的行动果断而残忍；孙德松作为弟弟，不仅参与行动，还帮助孙德林处理团伙内部的事务；王文旭则提供智谋，使团伙的犯罪行为更加隐蔽和高效。

从第一起命案开始，到手上攥着24条人命，这一伙人十恶不赦，恶贯满盈，但人性是复杂的。

孙德林这个极度残暴的团伙头目被捕之后，他的前妻和女儿居然不愿相信，还要卖房子将他保出来。

如今，他们的真实面目终于公之于众。

1999年12月15日下午4:20，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王文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6

1999年1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内庄严肃穆，孙德林、汪嘉仁、汪嘉里、孙德松、王文旭等五名罪犯被押上了被告席。

审判过程中，罪犯们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王文旭则在法庭上显得有些迷茫，他甚至说没有起诉书，他都想不起来自己抢了多少钱。

审判的结果是无情的，五名罪犯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9年12月29日凌晨5点，新世纪来临的前两天，孙德林、汪嘉仁、汪嘉里，孙德松、王文旭迎来了生命的尾声。

早上7:10，枪声响起，这些曾经在沈阳制造恐慌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们，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随着罪犯们的伏法，沈阳这座城市也仿佛经历了一次涅槃重生。

3.8沈阳大案的发生，虽然给沈阳乃至全国带来了伤痛，但也为社会治安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安防控体系。

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要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社会将变得更加安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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