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 黄剑华著 研究出版社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A型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研究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虎 研究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黄金面罩 研究出版社提供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 研究出版社提供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

新华社发

【著书者说】

编者按

数月前，三星堆考古又有新发现。

相关祭祀坑出土的诸多文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一次又一次令世界惊艳。

三星堆文化发现和发掘历程若何？三星堆出土遗物呈现的古蜀文明有何特色？三星堆与中华文明有着怎样的关系？为探索这些问题，光明悦读约请《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一书的作者撰文，由一本书出发，为读者深入解读三星堆。

一朝醒 天下闻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唐朝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其实，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

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至迟三千多年前，古蜀国已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强盛富庶之国。

但由于传世文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非常模糊，故而云遮雾绕，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譬如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

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常璩《华阳国志》写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又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

直至近代，有了三星堆等考古发现，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才一点一点被揭开。

让我们的目光向时光深处回溯。

那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天，四川广汉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为了与家人灌溉农田，车水淘溪时发现了埋藏的一枚玉石器。

1934年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在征得四川省教育厅与广汉县的同意后，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一些玉石器。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与王家祐先生曾几次前往广汉考察。

他们推断，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遗址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后来惊人的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先辈考古学家们的预测。

1986年7月18日，考古学者在三星堆发现了一号坑，7月25日，又发现了二号坑。

这些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和青铜器物，还有金杖、金面具和各种玉石器，以及象牙、海贝等物品。

其中，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诡异的纵目人面像、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且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

还有奇特的青铜神树和众多的鸟、虎、龙、蛇等飞禽走兽青铜造像，铸造精美，造型神异，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三星堆的历史年代关系，从出土材料看，一号坑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二号坑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与殷商青铜文化同类器物造型比较一致。

三星堆出土的陶盉等器物，则和二里头时期同类陶器相似。

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为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它们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并由此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如此灿烂。

位于广汉一个河畔的三星堆，由于一号坑与二号坑的考古发掘，而轰动世界。

近来，三星堆又有新发现。

考古学者在一号坑与二号坑附近发现了三号坑、四号坑、五号坑、六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出土了青铜方尊、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金面具、象牙等大量珍贵文物。

其中的丝绸遗迹，再次令世界瞩目。

据史籍记载，古蜀是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部族，《说文》解释蜀字，就是以蚕作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称为蚕丛氏。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和蜀山氏联姻，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也是蜀地人，并将丝绸传到了中原和全国，被后世尊崇为先蚕。

据传世文献与地方志记载，古代蜀人饲养家蚕从传说的蚕丛时代就开始了，故教人养蚕的蚕丛被后人祭祀为青衣神。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高大青铜立人像所穿的龙纹长衣，无论从细腻的质地还是从精美的图案花纹来看，都应是高级丝织品。

三星堆发现的丝绸遗迹，印证了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充分说明，古蜀是中国丝绸的故乡。

三星堆，由于惊人的考古发现，如今已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地方。

古蜀真容初现

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古蜀世界。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显示了古蜀国昌盛的祭祀活动，它们既是群巫集团，又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

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可能象征蜀王与大巫师，众多青铜人头像应配置木制或泥塑身躯使用，可能代表着古蜀国各部族首领。

三星堆青铜神树，则表现了古代蜀人对太阳神话的崇尚，以及沟通宇宙的想象。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器，也与祭祀有关。

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画的图案，就描绘了祭祀神山的情景。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璀璨的金器，说明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制品的部族之一。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数量庞大，类型甚多。

陶器的用途与数量，充分反映了农副产品的丰盛，说明了古蜀国手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兴旺，显示了社会生活的繁荣。

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透露了当时蜀地曾有象群栖息，为后世了解古蜀国的环境状况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有猪、牛、羊、马、鸡、犬等，还有青铜水牛头和栩栩如生的青铜公鸡，说明古代蜀人家畜饲养业也很发达，数量与规模都颇为可观。

除了一号坑与二号坑以及后来几个坑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整个遗址范围也做了深入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2.6平方公里。

根据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城墙修筑于商代早期，使用至西周早期。

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

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

结合文献记载，从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推测，三星堆规模宏大的都城可能是鱼凫王朝国力鼎盛时修筑，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鸟头勺柄便与鱼凫氏有关，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图案也透露与鱼凫王朝的关系。

杜宇成为蜀王之后，三星堆都城仍在使用，后来鳖灵取代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由于改朝换代、都邑迁徙与洪灾等原因，三星堆古城才被逐渐废弃。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一号坑、二号坑的相继发掘，以及最近几个坑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国的真实面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发现之后，成都平原上又有了宝墩文化8座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

2001年又有了金沙遗址的考古大发现，出土了太阳金箔饰、金冠带、石跪人像、玉器与象牙等大量珍贵文物。

通过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夏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古蜀族为主体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我们触摸到了古蜀文明的壮丽和辉煌。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以丰富多彩的内涵，充分显示了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独特性。

它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而是在社会礼俗与民族文化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古代蜀人特别擅长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通过青铜造像群表现的古蜀人神交往观念，有神奇的魅力，更有震撼的效果。

青铜人物造像群，为我们研究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提供了重要资料。

蜀族是古代蜀国的主体民族，而在蜀国的范围内还应包括和蜀族结盟的其他兄弟民族。

所以古代蜀国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既有华贵显赫的群巫之长（蜀王），又有威武轩昂的群巫（各部族首领），还有蜀族和各部族共同崇拜信仰的神灵象征。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所展示的，便正是这样一个生动精彩的场景。

南北文化交融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

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蜀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都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

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

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

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的中心人物。

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体系。

《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不仅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还是人间众多部族之父。

其中非常重要的说法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农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

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四川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稻作栽培，特别是成都平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生产水稻的中心。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

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

后稷是公认的农神，而葬在都广之野，可见农神与古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关于古蜀的稻作农业与文化崇尚，不仅《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与后稷的神话传说，成都平原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一些神话传说，揭示了古代蜀人信奉的太阳神话与龙的崇拜。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来自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在安徽、湖南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接受了殷商文化的影响。

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譬如关于龙的传说和对龙的崇拜就与稻作农业密切相关，最早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

后来，随着稻作农业由南而北的传播，龙的崇拜也流传到了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崇尚。

文明多源一统

如果说三星堆出土文物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那么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则揭示了古蜀文明的延续。

而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年代之前，在成都平原上有宝墩文化等众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久远。

这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六大文化区系中，辉煌的三星堆古蜀文明高度发达，完全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

它充分说明，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并非都是蛮夷落后之区，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近万年以来，这些区系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坚实历史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浑厚的兼容性和强劲的凝聚力。

也正是由于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并随着相互间的传播影响和交流融合，中华文明才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

可以说，三星堆古蜀文明并不单纯是一个辉煌的区域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

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也堪称世界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

三星堆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蜀与南亚、中亚的远程贸易和交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就来自温暖的印度洋海域，蜀布与丝绸很早就通过西南古商道销售到了古印度、大夏（阿姆河流域）与古罗马。

说明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很早就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了经济贸易往来。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并不是封闭的，而是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的结果。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也是开放的，与世界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从美术考古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的辉煌杰作，也在世界美术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以往，由于古希腊和古埃及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的绚丽景观，而使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等世界东方国家在人物雕像方面的成就，甚至认为中国古代雕塑主要表现在器物装饰上。

自从有了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的考古发现，这一偏见被有力地纠正过来。

三星堆说明，古老的中国同古希腊和古埃及一样，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铸造出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

总而言之，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和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将永远闪烁着辉煌而灿烂的光芒。

（作者：黄剑华，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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