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圆尊（左）；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圆尊（右）

金沙遗址出土的的黄金面具（左）；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右）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牙璋（左）；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牙璋（中）；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牙璋（右）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左）；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人（右）

出土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左）；出土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的龙虎尊（右）

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左）；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吴城文化青铜面具（中）；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右）

考古学是最受公众误解的人文学科，可能没有之一。

考古学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公众考古愈益受到重视，媒体对考古发掘的参与度也逐渐提高。

媒体介入考古发掘，自然可以推动考古学的普及，拉近学界与公众的距离。

但如果专业的科普没跟上，则很容易被各种随意的猜想捷足先登，从而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最近三星堆很火，但公众对三星堆的认识却颇多混乱，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

一、遗址与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关系？

三星堆是一个遗址，位于四川广汉。

但三星堆遗址所包含的，不只有一种考古学文化。

所谓考古学文化，指的是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

它往往以最先发现的遗址或最典型的遗址命名，而不限于某一遗址。

譬如，三星堆文化以最早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命名，它分布于成都平原，进而影响到周边地区；良渚文化以最早发现的良渚遗址命名，它广泛分布于环太湖流域。

一个遗址，可能会包含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如三星堆遗址，可以根据其遗存的时代分为若干期。

目前的分期尚存争议，有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等多种说法。

而各期的文化，又可对应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如：

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距今4500-4000年，相当于五帝时代）

三星堆二期文化-鱼凫村文化（距今4000-3600年，相当于夏代）

三星堆三、四期文化-三星堆文化（距今3600-3200年，相当于商代）

三星堆五期文化-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2900年，相当于西周前期）

由于具体分期以及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年代还有一定争议，以上只是大致的框架。

二、什么是三星堆祭祀坑？

1986年，三星堆1号和2号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千余件文物，震惊世界。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另外6个祭祀坑。

如此一来，目前所知的三星堆祭祀坑便有8个。

这8个祭祀坑，紧挨着排列，形制、朝向也很接近，更为重要的是，出土的文物种类大致相同。

它们应该属于同一时期。

何以见得它们是祭祀坑呢？坑里头的器物多残缺不全，在掩埋之前经过人为的损毁和焚烧。

但这几个坑又是有计划掩埋的，因此不大可能是仓皇毁弃或者是外敌野蛮破坏的产物。

古人祭祀，有焚烧、瘗埋、沉水等仪式。

学者多认为，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遗物，是一场大型燎祭的结果。

最新的研究表明，秦汉时期凤翔雍山的血池祭祀遗址中，其中的玉璋也经过了焚烧和掩埋。

但三千多年前发生在三星堆的仪式并非寻常的祭祀，因为坑中不但出土了被焚烧、损毁的玉器和青铜礼器，还有青铜神像和建筑垃圾。

这些器物坑所反映的应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神庙、神像及祭品的毁弃很可能是为政治中心转移所做的准备。

三、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了啥？

1986年发掘的1号和2号祭祀坑，出土了包括青铜神树、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青铜尊、青铜罍、金杖、玉牙璋、象牙、玉璧、玉琮等在内的千余件文物。

此次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将为我们呈现更丰富的材料，促进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

不过，此番发掘的意义也不宜夸大。

8个祭祀坑是有机联系的，各个坑所埋藏的器物各有侧重，但器物的性质和种类总体来说是一致的。

最近发现的青铜神树、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青铜尊、青铜罍、象牙、玉琮等器物，在过去的1号和2号祭祀坑中均已有发现。

至于鸟形金箔饰、完整的青铜方尊、丝绸遗痕等，则是前所未见的。

尤其是丝绸遗痕，将四川地区的丝绸实物推前至三千多年前。

当然，这并非目前所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丝绸，此前在河南荥阳和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绸要比三星堆的发现早上一千多年。

目前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仍在继续，想必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总体来说，新祭祀坑的发掘并未溢出已有的认知范围，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三星堆遗址性质、时代、内涵的认识，并未受到冲击。

四、三星堆祭祀坑处于什么年代？

三星堆的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具体来说是三星堆文化的末期。

在那场盛大的燎祭结束之后，三星堆遗址虽然仍有人居住，但已经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前面提到，三星堆的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相当于三星堆三、四期文化，距今3600-3200年。

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由商王朝统治。

既然祭祀坑处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那么不难推知它的年代大概在距今3200年。

最新的碳14测年数据表明，新发掘的4号祭祀坑距今3200-3000年，具体而言，对应中原的商代晚期。

这与过去学界对1号、2号祭祀坑时代的认识相一致。

三星堆遗址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许多场合，人们是这么介绍三星堆遗址的：三星堆遗址是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

这一表述很容易造成误导，令人误以为祭祀坑的遗物也可以追溯到4800年前。

我们显然不能把三星堆文化末期的遗物追溯到更早的鱼凫村文化乃至宝墩文化。

它们不但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也不同。

五、如何判定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考古学所说的年代，可以分为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

绝对年代的获取，一是通过文献记录，二是借助科学技术。

在缺乏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就要更多依赖科学技术。

测定绝对年代的科学技术，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碳14测年，即根据碳14的衰变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致年代。

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加速器质谱仪的介入，目前碳14测年的误差已经极小。

此前受限于技术条件，碳14测年的数据往往偏早，如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的碳14测年数据，过去落在距今3800-3400年之间。

最近精度更高的测年数据则表明，新发掘的4号祭祀坑距今3200-3000年。

相对年代则主要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获取。

不同的地层，代表了不同的时代。

被叠压在下面的地层，要比上面的地层要早，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不同地层以及不同地层所出器物的相对年代关系。

不同的器物，出现有早有晚，其造型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因此，一些典型的器物（如陶器、青铜器）可以作为判定某文化遗存时代的标尺。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判定，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纵向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处在整个三星堆文化的末期；从横向的角度看，由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多件青铜尊和青铜罍，这些青铜容器的器形和纹饰又见于殷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的青铜文化，那么我们只要知道同款青铜尊、青铜罍的年代，就能大致知道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具体而言，目前所知青铜尊和青铜罍都最早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商文化）的晚期，既然三星堆祭祀坑出现了青铜尊和青铜罍，那么它的时代不会早于二里岗文化的晚期（二里岗文化不早于距今3540年）。

同样是青铜尊和青铜罍，它的器形和纹饰也有区别；同一器形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演变的过程存在一定的规律。

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土的青铜尊和青铜罍，从造型和纹饰看，它们只可能出现在殷墟文化时期（殷墟文化不早于距今3300年）。

因此，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以及祭祀坑的年代，并非基于某一数据、某一遗址的孤立性认识，而是根据多个遗址、多种考古学文化的遗物所得出的系统性认识。

也正由于此，三星堆祭祀坑是商代晚期遗存的这一认识，早已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

六、三星堆的青铜器属于什么时代？

我们知道，一个祭祀坑里的器物是同一时期埋藏的，因此，祭祀坑里最晚的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器物埋藏的时代。

那么，祭祀坑里有没有可能埋藏着更早时期的器物呢？

当然有这种可能。

陶器易碎，不大可能长时期沿用，但玉器和青铜器，则有可能跨越多个历史时期。

譬如，西汉的海昏侯墓里发现有西周时期的提梁卣，清代的乾隆皇帝还把玩过新石器时代的良渚玉器，这些都是古人眼中的古董。

像青铜尊、青铜罍，由于有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的同类器物作参照，因此可知它们的时代不会早于殷墟文化时期。

但青铜神树、青铜面具一类的青铜器，并无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同类器物可供参照，那么它们是否可能是较早时期制作的呢？

对此，我们需要对成都平原青铜冶铸技术的产生背景有一个了解。

目前在成都平原地区，还没有在商代中期之前的地层中发现青铜器。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青铜面具可以早于商代中期。

七、三星堆的青铜冶铸技术

来自哪里？

由于有些人误以为三星堆的祭祀坑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进而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足以碾压中原地区的文化。

在此基础上，或以为三星堆文化就是夏文化，或以为三星堆先民是来自苏美尔、古埃及的移民，异说迭出。

要认识三星堆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首先要讨论东亚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来源。

青铜冶铸技术最早发轫于西亚，后经中亚辗转传入东亚。

先是在新疆、甘肃、青海一带出现，继而进入黄河中游。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技术的传播并不一定需要人群的迁移。

虽然追根溯源，青铜冶铸技术来自域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拨人从西亚直接到东亚进行技术扶贫。

中国青铜冶铸技术的产生是一个长期、渐进并最终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到了龙山时代（距今4300-3800年），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已经出现铜铃、铜刀、铜环等青铜器。

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800-3500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真正开端。

一方面，二里头文化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块范法，将人类的青铜冶铸技术推向新的高峰；另一方面，以青铜这种新的贵重材料来铸造传统的陶制礼器，赋予旧的精神观念以新的物质载体，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器物类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便是明证。

青铜冶铸技术尤其是中国本土化后的青铜冶铸技术，不但对原材料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技术也有很高的要求，属于当时高精尖的黑科技。

因此，青铜器最初被几个大型都邑所垄断，先是二里头，然后是二里岗和殷墟。

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时期开始，北方的青铜文化向周边扩散，南方出现了几支青铜文化，如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长江中游的盘龙城青铜文化、湘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以及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

这几支青铜文化都受到北方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无论是技术特点还是青铜礼器的器形，都带有明显的商文化痕迹。

同时，这几支青铜文化也有自身的特色，突出体现在青铜器的纹饰和宗教信仰方面。

这些文化所创造的神人面具造型夸张，与中原文化异趣。

三星堆的青铜文化，便是在这背景下出现的。

与其他几支南方的青铜文化相比，三星堆的地方色彩更为浓郁。

三星堆的青铜冶铸技术并不比中原地区早，相反，三星堆是一个接受者。

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而非直接从西亚输入。

八、三星堆文化来自哪里？

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4800年的桂圆桥文化。

这是成都平原目前所知最早的考古学文化。

这支文化，是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分支。

马家窑文化先民自岷江上游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创造了桂圆桥文化。

如果联系人类学与语言学的考察结果，可知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包括彝族、纳西族等）原居西北地区，后沿藏彝走廊南下，这或许与桂圆桥文化的出现有一定关联。

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成都平原出现了宝墩文化（距今4500-4000年）。

近年，考古工作者又提出了鱼凫村文化（距今4000-3600年）的概念，从而填补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缺环。

可以说，成都平原的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和鱼凫村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渊源。

而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是在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刺激下最终形成的。

九、三星堆文化是如何消亡的？

不少人将三星堆文化描述为失落的文明，似乎它盛极一时，最终凭空消失。

其实，在三星堆文化结束之后，三星堆遗址依然有人居住，只不过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成都平原随后进入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2900年）的时代。

在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的金沙遗址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三星堆文化的结束与金沙遗址的崛起在时间上刚好前后相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相信三星堆祭祀坑所反映的燎祭仪式正是政治中心转移的前奏。

有学者主张所谓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应合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或三星堆文明，因为它们一脉相承，共享相同的精神信仰。

三星堆文化并非突然消亡，而是发生了中心的转移和文化的渐变。

由于三星堆遗址并无洪水或战乱之类的痕迹，祭祀坑的掩埋也经过精心的计划，因此此次政治中心的转移应是在相对和平的过程中进行的。

古书记载古蜀曾经历多次政权更替，也有杜宇移治郫邑等迁都举措，类似的事件或是三星堆文化末期政治中心转移的背景。

十、三星堆文化有多发达？

不少人强调三星堆文化异常发达，认为它足以傲视中原地区的文化。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如果三星堆文化可以早到距今4000年甚至距今5000年，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三星堆文化在同时期的东亚一枝独秀，因为当时的东亚其他地区尚无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

但如果客观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将三星堆祭祀坑的时代落实到商代晚期，那么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只能说极富特色。

在已经出现青铜容器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尚无青铜器的迹象。

在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开始集中出现。

而无论是技术特点还是青铜礼器的形制，三星堆的青铜器都可以看出殷墟文化的烙印。

事实上，在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之前，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并不算耀眼。

桂圆桥文化兴起于距今5300年，与同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比，显得黯淡许多。

到了龙山时代，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崛起，成都平原上至少分布着宝墩古城、鱼凫古城、郫县古城、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紫竹古城、双河古城、芒城古城这8座古城。

宝墩古城的面积达270万平方米，与同时期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相比并不逊色。

但在社会复杂化程度方面，宝墩文化似乎相对滞后。

从出土遗物看，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尚无明显的社会分化。

龙山时代正值夏代前期，在该时期内，三星堆文化尚未崛起，一种流传较广的假说——三星堆文化=夏文化也便难以落实。

宝墩文化缺乏高级别的器物，可能与成都平原先民的葬俗存在一定关联。

无论是在宝墩文化时期还是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墓葬都极少发现，当时的人们或许较少采取土葬，而且不崇尚以贵重物品随葬。

从三星堆的祭祀坑看，人力和物力更多向宗教仪式倾斜。

在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前夕，成都平原出现转机。

以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的一些墓葬随葬有精美的玉器，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

尤其是5号墓出土了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21号墓则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风格的蜗旋状玉器。

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一般被认为是经过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间接传入的。

仁胜村墓地或许是三星堆文化出现的缩影——来自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文化促成了当地的文化突进。

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之后，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焕然一变，出现了城墙、青铜器等文明的实证。

这一转变的发生，与成都平原极强的文化包容性不无关系。

十一、三星堆与中原之间

存在什么联系？

考古工作者往往强调三星堆文化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

一些人颇不以为然，认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太大，似乎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其实，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已经对三星堆文化施加影响。

如三星堆遗址发现有绿松石铜牌饰、玉牙璋、玉戈、蜗旋状玉器、陶盉等与二里头遗址同款的器物，便是明证。

这些器物，应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传入成都平原的。

不久之后，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衰亡，被二里岗文化所取代。

但二里头文化的玉牙璋（玉牙璋被一些学者视作夏文化的标志物），则在成都平原得到了延续，成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重要祭祀用器，个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殷墟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玉戈等玉器以及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铜器，与同时期的殷墟文化存在很大的交集。

不过，原本作为酒器的青铜尊和青铜罍，则在三星堆实现了本土化。

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尊和青铜罍盛的是玉石、海贝等物品，其礼仪功能业已发生转变。

十二、三星堆与长江中游之间

存在什么联系？

除了中原方向，长江中游的文化也对三星堆文化施加了重要影响。

《蜀王本纪》记载，杜宇的继任者鳖灵（开明）来自于荆，也就是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之间，水路交通相对便利，自古以来便存在密切的联系。

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矗立着至少8座古城，而这些古城的筑造方式，便更接近长江中游的传统。

三星堆的神人形象也可以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找到影子，只不过石家河文化先民以玉制作神人，三星堆文化先民则以青铜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神。

二里头文化或殷墟文化的器物，可能并非直接从中原地区输入，而是通过长江中游或其他地带（如汉水上游）中转。

三星堆的青铜尊和青铜罍虽然从根本上源于商文化，但其器形和纹饰与长江中游、汉水上游的同类器物更为接近。

此外，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文化也可以通过长江中游这一中介影响三星堆文化。

如1986年在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龙虎尊，与1957年在安徽阜阳阜南县发现的龙虎尊撞脸。

从铸造技术特点和纹饰特点看，阜南龙虎尊的时代更早（大致在商代中期），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则是针对阜南龙虎尊的高仿。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因素也在成都平原得到延续。

如前面提到三星堆仁胜村墓地为出土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再如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玉琮，在三星堆祭祀坑中也有发现，在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金沙遗址，更是出土了二十余件玉琮。

十三、三星堆与域外文化存在什么联系？

由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等遗物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少人相信三星堆文化由苏美尔或古埃及的移民所创造。

前面已经论及，三星堆文化是在成都平原本土的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和鱼凫村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青铜文化则是在中原文化和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星堆的主人不是什么天外来客，也并非西亚的移民。

以太阳-神鸟-神人-神树为核心的崇拜，以玉琮、玉牙璋、玉戈、玉璧为核心的玉礼器组合，以及以青铜尊、青铜罍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组合，构成了三星堆文化先民精神信仰的基本内核。

这些文化要素，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深厚的根基，它们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更能反映三星堆文化的性质。

三星堆祭祀坑中具有神秘色彩的青铜面具，主要是对神人形象的表现。

有人根据青铜面具的形象来判断三星堆先民是外星人或者欧罗巴人种，则模糊了神话和现实之间的界限。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与同时期盘龙城遗址、新干大洋洲遗址发现的青铜面具一样，都是极其夸张且富于地方特色的神人形象，并且可以在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找到更早的渊源。

较有异域色彩的主要是金杖、黄金面具等金器以及海贝等远方殊物。

需要注意的是，三星堆的所谓黄金面具实际上是附着于青铜面具上的金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黄金面具，且并非死者的覆面，与西亚、北非等地的传统并不相同。

至于海贝，在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中也能见到——当时物产的交流远超今人想象。

考虑到三星堆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与域外文化存在交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星堆遗址位于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地带，同时也处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藏彝走廊，上可沟通西北（桂圆桥文化先民便自西北而来），下可连结南亚和东南亚。

尤其是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发现有类似于三星堆文化风格的玉牙璋、玉璧、玉戈、玉瑗、铜瑗、陶豆等器物，由此可见成都平原与东南亚之间密切的互动。

还有一些问题，看似不经，但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譬如：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是否表现的是外星人？宗教性艺术品所表现的对象与现实中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先民所表现的神人形象，往往极尽夸张之能事，甚至融入动物的元素。

譬如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土的神人形象，与神鸟同构，类似的表现方式也见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文化的神人形象。

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吴城文化和盘龙城遗址，同样可见夸张的神人形象。

再如：是否刻意隐瞒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之所以要隐瞒，大概是出于两个理由：一个是三星堆锋芒太盛，掩盖了中原文化；另一个是三星堆文化是古埃及、苏美尔的移民创造的。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普遍相信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在同时期的东亚最为耀眼，良渚文化的辉煌和贡献何曾被隐瞒？至于三星堆先民是西亚移民的说法，本身便缺乏证据。

许多学者致力于探讨三星堆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联系，相关论述连篇累牍，并不存在所谓的隐瞒。

三星堆文化的魅力，在于其神秘色彩。

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

更多的谜团，则有待进一步发现与解答。

作者：陈民镇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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