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蜀志》也说：

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解释：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州国》也说：

国城曰都。

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既然古蜀人在今都江堰市境内的湔山建立了鱼凫王庙，那么那里便似乎就是鱼凫王的故都所在了。

可是，持不同见解者大有人在。

唐人卢求的《成都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6引）、宋人罗泌的《路史·前纪》都不以为然。

这两部书均认为：

鱼凫治导江。

导江”在今都江堰市南，与湔山并不在一个地点。

不过，从大范围来看，两地都在今都江堰市境内，差距不太大。

宋人孙寿的说法，差距就很大了。

他在《观古鱼凫城诗》的自注中写道：

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

清嘉庆《温江县志》充分肯定这一说法：

（鱼凫王城）在县北十里。

俗称古城埂。

这几种说法，孰是孰非，自古以来，人们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辨析。

所幸的是，科学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古蜀王国秘密线索的钥匙。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大批文化遗物的出土，大量文化遗迹的披露，尤其是古老城墙的发现，证实了上述古籍所载蜀王故都并非虚幻。

因为，一座金碧辉煌的蜀王故都，已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三星堆古城墙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再发现，举世瞩目。

但是，要确切证实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故都，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工作。

三星堆古城址的现存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

这样大的古城占地面积，即使在当时（早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

城墙体的高大、坚厚，反映出可供支配、征发和役使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进而可知居住在城内的统治者必然高高在上，统治着数量庞大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

城圈的广阔，其实质是意味着城圈以内复杂社会的形成，表明其中的生活方式已经截然不同于史前的乡村，城圈内部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的控制系统和运作机制，都已远远超出史前酋邦的水平。

再结合对为数众多的直接生产者和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各种艺人）的有效统治以及对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高度控制来看，一个具有集权性质的政府组织显然已经形成。

三星堆出土大型建筑遗址

在三星堆古城以内已经发掘清理的房屋密集的生活区中，出土了大量陶质酒器、食器和玩物。

发掘清理的房屋遗迹，既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还发现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更发现了面积达800平方米以上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

几种房舍的区别，揭示出其间深刻的阶级分化。

在生活区内，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出土了大量青铜艺术品和工艺陶塑制品、动物、乐器等，还出土大批玉石礼器和雕花漆木器，出土双手反缚、跽坐的石雕奴隶像，相反却缺乏农业生产工具（林向：《蜀酒探原》，《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表明这些区域是贵族统治者们的居宅。

这就与其他仅出土大量生产工具、成品半成品和手工作坊遗迹的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同时也展示出建筑群依照房舍主人身份的贵贱高低进行分区的景象。

青关山大型建筑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海贝、象牙和玉石礼器，无一不是权势与财富的代表和象征。

它们显然绝对属于城内的核心统治集团所拥有。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遗址内发掘出的4座墓葬，基本上谈不上有随葬品，更不用说有什么金银财宝。

这当中的区别，透露出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严酷的阶级剥削的实质。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公鸡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高耸的城墙，城墙外围深陷的壕沟，是阶级冲突加剧的象征。

遗址内一些出土陶器上的早期文字符号（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三星堆研究专辑”，1989年；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第3期，《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野的标志。

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文字符号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相同。

这些遗址群，既与三星堆古城土壤相连，又被三星堆高大的城墙隔开。

它们毫无疑问是三星堆古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的乡村群落。

古城内的粮食、生活用品和一应物品，多来源于此，取之于此。

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

三星堆古城，显然首先就是作为这片广阔乡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并凌驾在它们之上，对它们实施直接统治的。

成、渝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分布示意图

古蜀地区各种生产资源、社会财富和富于战略意义及宗教神权巨大权威的自然资源，向着三星堆古城的单向性流动和高度汇聚，表现出三星堆古城对整个古蜀文化区的高度凝聚力、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控制；而古蜀文化区各地的青铜兵器等军事装备，又是从三星堆古城呈反向性地流向各个次级邑聚、边缘地区和军事据点，表现出三星堆古城对整个蜀文化中专职暴力机构和军队的强有力控制与指挥。

这两种现象确凿无疑地说明，在古蜀王国的巨大社会控制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调控枢纽，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其核心是王权与神权。

以上所有的因素，无不揭示出人口集中的大规模化，人口结构中非直接生产者的大量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商业关系的广泛建立和远程贸易的产生，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大型居住区与贫民窟的对立，巨型宗教礼仪中心的建成，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专业艺人队伍的存在以及神权与王权的强化和统治机器的专职化、制度化，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整合起来看，正是业已形成为一座早期城市的最主要标志，构成一幅城市文明的清晰图景。

三星堆古城北城墙下的疑似建筑基址

即令从经济进步的角度来认识，三星堆古城所拥有的大规模青铜器生产、玉石器生产和金器制作以及昌盛的酿酒业、建筑业等，都无不显示出远远高于史前村落的经济发展程度。

因此，作为城市化机制的核心，三星堆遗址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它作为多种产业生长点和地区的增长中心的特点。

因此毫无疑问，三星堆应是一座典型的古代中心城市，即都市，也是古蜀文明的高级中心之所在、权力中心之所在，即古蜀王国的都城。

（文字、图片选自《发现三星堆》第四章第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

《发现三星堆》

段渝 著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377-4

85.00元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科学、系统反映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读物。

全书四色印制，彩图600余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

全书从三星堆——文明的重现、神权政体与文明、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古蜀文明与夏商文明和长江中游文明、古蜀文明与欧亚古文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等方面对三星堆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贸易等经济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对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明以至西亚古代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书将深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具有学术高度，又具有普及性的特点，以科学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神秘的古蜀文明，并对笼罩着三星堆文明的诸种未解之谜一一给予了妙趣横生的科学解释。

作者简介

段渝，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等，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科评委。

出版专著11部、合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36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1项、年度课题4项、省部级和国外科研项目10余项。

获中国图书奖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

多次在国外合作研究、访问和学术讲座。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