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坑的出土就像藤蔓上结的瓜

没有藤哪有瓜

青铜大立人于1986年从2号祭祀坑出土，其形象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图/IC

一场百年接力的传奇发掘者们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6年7月的四川广汉炎热异常，没有一丝风，人坐着不动都会流汗。

这种天气下，乡镇企业南兴乡一砖厂仍然在日日取土作业。

南兴乡原来叫东兴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砖厂制砖需要大量的土，三星堆堆子便成为取土的好地方。

1980年四川省考古队（即现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的时候，三星堆还有两个半堆子，到1986年只剩大半个了，高高耸立着。

当地农民把这种土叫作神仙土。

从陡坎最低处开挖，像挖地道一样掘进，进到一定深度后，从顶上插入一根钢钎，用力一撬，大块的土就会坍塌，一天下来可以挖两方左右。

考古队和当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关系。

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农民一般可以取土。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土里的杂物已经清理干净了。

有时他们挖到一些稀奇的东西，也会主动拿来给考古队看。

问题是，农民挖土的速度，远远超过考古队发掘的进度。

这就像一场疲于奔命的赛跑。

那时的三星堆遗址什么都不是，不是‘省保’，更不是‘国保’，连‘县保’都不是。

那是三星堆最困难的时候。

当时的考古队领队、三星堆著名的二陈之陈显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二陈都是考古队领队，当地农民工把陈德安叫大陈老师或眼镜陈老师，把陈显丹叫小陈老师。

但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黎明破晓之时。

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横空出世，一醒惊天下。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了三星堆考古队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从1984年接触三星堆考古至今，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一定有收获。

雷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掘月亮湾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年轻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师一起，来到广汉月亮湾。

他们是来给冯汉骥教授打前站的。

冯汉骥上世纪3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1936年夏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

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兼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

因李济之邀，他谢绝了校方担任终身教授的挽留，回国与李济共同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

抗战内迁后，他筹建了四川博物馆，主持发掘了王建墓。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

林向在川大历史系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

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书架，就用砖支起床板当书架，但学术氛围很好，不像现在学校里逼你发论文。

当时想买自行车，没有钱就找老师借。

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他和师兄弟会到导师冯汉骥家里去。

冯汉骥爱喝酒，常与历史系主任、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对饮，林向等就陪着喝一点，听他们谈话。

老师们会问他们读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提出来请老师解答。

那个感觉好得很。

林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抗战内迁期间，冯汉骥曾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过从甚密。

葛维汉是三星堆第一位发掘者，1934年组织考古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

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当地政府悉数捐赠给了葛维汉主持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如今依然完整无损地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

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也完好保存着，每件藏品流传有绪。

1986年，工作人员在2号祭祀坑内清理文物。

图/陈德安

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冯汉骥一直筹划对月亮湾进一步考古。

林向等打前站回来，带回了一些陶豆、陶罐等残片，冯老师说有搞头。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掘。

15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发掘。

月亮湾是一条形似月牙的土埂，当年发现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这里，经发掘后证明为城墙遗存。

月亮湾土埂与三星堆堆子隔马牧河相望，形成所谓三星伴月景观。

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祭祀台，原本是否为一个堆，也未可知。

之前人们以为月亮湾和三星堆是两个独立的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才意识到，实际上是同一个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生活区，南部为祭祀区，故现在统称为三星堆遗址。

那时，三星堆的土堆还有两个半。

这一带的地势北高南低，林向记得，冯汉骥坐在月亮湾土埂上望着三星堆说，你看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这里有可能是都邑。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进行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

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用平头铲刮土层，用尖头铲剔泥土。

林向说，那时的考古发掘还很不规范，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层地挖，这是不对的。

土色、土质不一样，要分层的。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因此这次的发掘成果一直没能整理出来。

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再次沉寂。

挖宝队

1972年，因为国家要举办出国文物展，考古工作先于其他行业得到恢复。

北京大学历史系62级考古班的赵殿增趁机申请归队。

四川省组织部直接下函将他调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这在他所在的四川会东县边远山区引起了轰动。

1973年初，他第一次出差，跟着李复华、王家佑等老学者去郫县发掘汉代画像石棺墓。

五一节期间，他们在青城山上整理这次发掘的资料。

这期间，同行的刘盘石在抄写民族史学家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大家告诉他，华阳指华山之南，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主。

《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是中国第一本地方志，也是关于四川古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

李白就是看了这本书后才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我们现在测定的古蜀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

李白恰好夸大了10倍。

赵殿增笑说。

赵殿增也跟着抄录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一些章节，开始萌生了用考古方法探求蜀史之谜的念想。

年轻、科班出身的他提拔得很快。

1975年，他担任了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即后来的考古队）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配合基建，一旦有人发现了文物踪迹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一天到晚都有人喊老赵，电话！。

他当时形同救火队长，并没有机会一圆自己的梦想。

1981年春，赵殿增（左）、陈显丹（中）以及考古队摄影师陈湘华在直升飞机上，对三星堆遗址开展首次航拍。

图/受访者提供

机缘终于在1980年春天到来。

这年4月13日，他和同事一起到四川彭县，取回了西周窖藏刚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了后来被定为国宝的两件大铜罍。

他们怕对方反悔，高兴之余赶紧撤，中途无事，决定顺便到广汉月亮湾遗址去看看。

当时，三星堆的名声还远不如月亮湾大。

他们开着北京大吉普，一路问道，到三星堆村口时，老乡问他们找什么，他们说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对方说这儿就有。

他们跟着老乡走到砖厂取土的断面一看，黑色文化层（文化层是考古术语，指非自然形成的、含有人类生活遗迹的地层）厚达一米多，有上百米长。

大家一会儿就选出了三百多件标本，包括小平底罐、高柄豆、石斧等大体完整的器物。

搬到车上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回博物馆汇报后，馆长会议立即决定组织队伍进行发掘。

赵殿增马上要去二滩水库进行文物调查，其他三人也各有工作安排，就从其他工地上把王有鹏调回来主持发掘。

王有鹏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第一批毕业生，1963年曾随冯汉骥参加过月亮湾考古发掘。

发掘地点就选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旁边，试掘面约100平方米，发掘出了不少陶片和石器。

专家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支发掘队，由王有鹏负责，陈德安和陈显丹都参加。

二陈是同班同学，刚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陈显丹回忆，他1976年当兵复员，进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工资30多块钱，看到店里专家收购一件文物动辄就是两三百块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1977年上大学时就选择了考古专业。

川大考古专业实力雄厚，名师云集，如林向、童恩正、马继贤等。

杨建芳老师上课时声音细细的慢慢的，晚上不时去宿舍给他们做辅导。

可惜就在他入校这年，冯汉骥先生就去世了。

发掘时间定为半个月，经费为三千到四千元。

雇民工的工资是一天一元二角，一个月下来就有30多块，陈显丹等的工资才52元5角。

发掘小组就住在三星堆二砖厂的宿舍里。

1980年11月，发掘开始。

共布了6个探方，二陈各负责其中两个。

当地农民管他们叫挖宝队，天天来看热闹，结果失望地看到挖出来的全是些碎石烂瓦，就劝他们不要再挖了，再挖要赔本的。

但他们依然年年挖下去。

航拍和野外绘图工作结束后，面临着对考古中发现的房屋基址、墓葬是否保护的问题。

领导广泛征求意见，有前辈专家提出，遗址的时间不会早于春秋，没必要过度保护，广汉县分管领导也提出农民要吃饭，折中的结果是，砖厂不得在遗址内任意取土，取土地点要经考古队同意。

1982年，考古报告完成。

陈显丹撰写遗迹部分，陈德安撰写器物部分，王有鹏负责统稿。

报告写到，遗址已具备夏鼐所说命名一种新考古文化所具备的几个条件，如果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因此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不久，王有鹏离开了考古队，调任省博物馆副馆长。

二陈成为考古队负责人。

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

在会上，陈显丹专题汇报了近年来的三星堆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认为它成系统，有特征，说这才是巴蜀文化，应把它作为学科生长点。

根据成都会议的决定，考古发掘实行领队制，领队必须经过考核，持有执照。

陈德安和陈显丹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举办的领队培训班，都拿到了领队执照。

三星堆就如同一个最好的练兵场

1986年初，林向找到赵殿增，希望能将考古班学生的实习安排在三星堆。

林向说，他当了多年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总是为了争取实习机会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为在考古界，有的人会有一种这地盘是我的，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挖的意识。

但赵殿增爽快地答应了。

1986年2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为川大1984级考古班20余名学生安排了考古发掘实习。

实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考古发掘，第二阶段为资料整理，时间分别为一个半月。

这是三星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分三个发掘区，一个学生一个探方，再配4个民工。

发掘收获很大，通过对16个地层的发掘，证明了三星堆遗址从距今5000年到2600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

古蜀王国的发展轮廓，呼之欲出。

尤其是第二发掘区，发现了一个青铜器坑，里面有一件圆形铜瑗、一件方形铜瑗，还有一件玉瑗，可惜都是残件，推测是一座墓葬。

但这并不是什么墓葬，而是震惊世界的一号祭祀坑。

它就在这个发掘区往东30米，被发现的时间仅仅在几个月之后。

整个过程你运气不好，那个祭祀坑就失之交臂了。

从旁边走过，你没有发现。

林向淡淡地说。

陈显丹回忆，1986年7月18日下午，考古队正在驻地整理资料，突然一个农民工跑来通知他们，在土坎下15米左右掏出了玉器，现场的人都在抢。

陈显丹和陈德安等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赶到现场。

他们的驻地离现场也就100米左右，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此后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陈显丹回忆，1号和2号祭祀坑先后出土后，他们就开始起草文件，申请将三星堆列为国保单位。

他和广汉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长带着四川省文化厅和省政府的文件，到国家文物局汇报。

1988年1月，国务院批复下来，三星堆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拿到尚方宝剑了。

你不能再在这挖土烧砖了。

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三星堆遗址文物保护工作站。

陈显丹说。

这次三星堆重启发掘，林向一直在看电视直播。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导发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是他的学生，一向有大手笔。

他说，这次多部门联合发掘，一边发掘一边就检验了，而过去他们只能先把材料取回来，再送出去给人家鉴定。

比如他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陶器，那么厚的壁，说明很可能是用于冶炼的坩埚，但因为全是灰尘，农民工先要对它清理，一洗全洗掉了，就成一个普通陶器了。

现在考古不一样了，一块泥巴不能丢，都留下来。

这是现代考古的特点，他去国外考察过，发达国家搞发掘都是这样子，都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当时就检验了。

林向同时也觉得，公众过于关注三星堆祭祀坑的视觉冲击力和轰动效应了。

他说，实际上三星堆的发掘，地层是最主要的，能确定年代分期。

什么叫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不等于就是三星堆文化，它只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分支。

三星堆文化的本质，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文明之光。

这是与夏商周文明并行的另一种文明，既紧密联系，而又各不相同。

祭祀坑就像藤蔓上结的瓜，没有藤哪有瓜？

他说，田野考古最好采用墨渍战术。

如同在一盆水里滴一滴墨汁，墨汁就晕开了。

学术也是这样，一点点研究它，慢慢就通了。

在他看来，三星堆不仅是出了很多惊世文物，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人。

三星堆的百年发掘就如同一个最好的练兵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现在都是考古界的顶梁柱了。

（实习生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中国新闻周刊